中国的民俗里,“年”是一种怪兽。
过年,就是披着锦缎新衣,踏着厚底新靴和怪兽决一死战:
斗都得过的,勇往直前,且手里提着怪兽这头稀世“年”货做犒赏;
斗不过的,割肉放血,成了怪兽的“盘中餐”。
自然而然,“年”就成了横在眼前的一道槛,不管多宽多深,都得全心全力孤注一掷。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很喜欢挂在手上的游戏——“采蘑菇”:初初上手的时候,蘑菇总是手到擒来;可越到后来,级别高了难度系数大了,五花八门的天龙海怪一起作祟,就有点手忙脚乱搞不定了。常常“死”了一遭,不服气,又一遭。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才到了终点。
当然,还有“到死也不瞑目”的游戏,譬如飙车,明明胜利在望了,偏偏阴沟里翻船。烙下的后遗症到今天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都不敢开快车,就怕冒出个陷阱什么的一个跟头栽进去再也爬不出来。至于后来那些买枪买炮买地买保镖的游戏,更觉得像色诱一样横在面前,总要卯足了劲儿过了一关又一关,总也没完,直到眼睛肿成个水泡金鱼儿。
游戏如此,过年也是。一道槛接着一道槛。
30以前年少气盛。过关就像抬腿过自家门槛那样干净利落,决不会磕磕绊绊。
30之后,女人到了豆腐渣的年龄,过年也就“疙瘩”了起来:既不想太闹也不想太冷清。所以每年过年,干脆一张飞机票躲回上海老爸老妈家过年。
记得最痛快的一次是2003年,来纽约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小年夜的机票,大年30刚好回家吃团圆饭。一见老爸老妈老哥老嫂外加小侄女和狗狗都在大门候着,开心得连时差也没了。酒足饭饱后,陪着老爷子打麻将,直到12点正鞭炮齐响。那才叫过年!
之后几年,因为工作和学业,和农历春节总是像在玩擦边球。
最为难的一次是2008春节,2月6日是正月,却因为工作的缘故,不得不提前在一月27日离开上海。只一个星期的间隔就可以和老爸老妈吃团圆饭了。那种纠结,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的。幸好的是,那年倒鬼使神差似得躲过了一场世纪不遇的雪灾。这也算不幸中之大幸吧。
2009年初,我得意着累计假期超过一个多月,可以痛痛快快回家过个年了。却没想到碰上了半世纪以来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我所在的银行人数骤然减掉一半,工作量却相对增加了。那时候如果提出休假,作胜利大逃亡状,客观上是可以的,主观上总觉得对同事有点不仁不义。虽然身处“水深火热”的资本社会,每星期得碰上两次“资本家剥削人民剩余价值的事儿”,老爸从小熏陶的仁义道德经还是得牢记不忘的。
再说非常时期非常准备。那时候虽然所在银行的运作还算正常,一切迹象显示至少还不会像LEHMAN BROTHERS般破产,也不会像CITI GROUP一样濒临解体边缘。似乎打雷下雨,雨点还远。不过自由竞争的压力已经在眼皮底下明摆着。每个人脸上都是阴云密布的,我一脸喜气也有点不应景,也只好和同事们一起,把愁眉苦脸进行到底。
所以那阵子,每逢老爸老妈老朋老友问起:金融危机是不是已危机到你了?
我回答的干脆:它至少危机到了我2009 的回家过年!
时隔二年之后,再看美国经济,如是以前一样糟糕。要等咸鱼翻身,怕是要指望大选之后了。
幸好的是,周遭大环境不咋地,我的小环境倒有不屈不挠,逆势而上的态势。
如今的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已经不必去看老板的眼色,也不用担心因为假期,而丢掉饭碗。
在2012年的今天,我终于可以对老爸老妈说:今年,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和你们一起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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