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第65期：油画第一村的背后『全文转载』

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看到来自大芬村的画作。然而在大芬村却很难找到画工的身影。他们或为了梦想而来，或为了生计而留，成为生产线上一支无名的画笔。产业的更新换代和经济危机搅动着这个弹丸之地。画工们与大芬村一起，成为深圳的时代缩影。

深圳大芬油画村共有以油画为主的各类经营门店近800家，年销售额逾亿元。本村村民有300多人，而外来流动人口高达1万多人。如果要给大芬村的村民做一个阶层分析，数量最多的一群人就是在生产车间里的画工。但在白天，画工们几乎是隐形的。图为一名画商坐在自家的画廊内抽烟，等待“上门生意”。

每天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画工们集结在狭窄的车间里为计件工资劳作，开始了他们的一天。到晚上两三点，他们才会陆续下班，天色拂晓才躺下。因为有他们，大芬成为中国农村中为数不多的“不夜村”。图为画家张万平在自己的工作室屋顶上创作一幅中国画。

油画是一种耗时、耗工、价贵的高雅艺术品，欧洲古典时期一幅油画通常要数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而在大芬村，画画变成了流水作业。一幅名画几人分工，每人专画其中一部分。图为一名画工比照手中的照片，描绘奥巴马的画像。

商品画的制作通常都以订单模式完成。画商会与买家签订协议，确定行画的内容和数量，再交由画工按时完成任务。有了成熟的商业模式，大芬村每年油画产量巨大。以2005年为例，大芬村油画销售量超过500万张。

早些年，画工大多来自周边的农村，但近10年来，外省来的画工源源不断。他们以老乡招工的形式，一个带一个，一个带几个地将年轻劳动力自然流动到深圳。画工绝大多数都不超过二十岁，且没有绘画技能基础。因此，他们的大芬生活都开始于基础培训。培训为期三个月，学费数千。培训期间的作品归老板，学成的就成为老板的雇工，开始真正为自己打工。图为两名学员正在打闹取乐。

一名刚来大芬村的男孩说，农村年轻人出门打工几乎都是已经注定了的，现在在这里画油画，还跟“艺术”沾边，说出来好听；也不用扛砖头搬水泥，能赚钱又不那么危险。相比那些在工厂打工的同龄人，已经算很幸运了。图为作坊里成堆的颜料。

经过几个月的培训，这些年轻人就投入到了大芬村庞大有序的生产线上。一个没有基础的学徒就可以将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临摹得像模像样；而一个熟练画工在一天之内可以将凡高名画《向日葵》克隆20件以上。图为两名画工在工作间隙休息。

图为大芬村里典型的工作间。一个车间车间被隔成数条横向约一米多宽的走廊，画工就站在这样的走廊里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定单复制。这条复制线被赋予一个很工业化的名字——拉，给予比较规范的管理，老板提拔比较熟练的画工为拉长，工资比一般的画工高一些。

一天的辛苦劳作下来，画工们没有心力再做饭煮菜，下班之后和老乡挤在大排档里点几个菜，吃碗面条或凉粉。他们的收入可以让他们在凌晨，在路边摊上美美的吃一顿。

画工们住的地方是五个人分的小房间。而自己单干的成熟工通常合伙租房，画室兼卧室，向经营者接单。图为一名画工在工作室后简陋的卧室休息。

要想提高收入，对于普通画工来说只能增加工作量。遇到订单多的时候，会连续工作好几星期。而如果一名画工如果能成长为属于画工圈子里的大牌，便开始自己单干。如果找到一笔启动资金，这些人马上摇身一变，成为与前老板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行画制作商。

 

油画产业盘活了当地经济。村民的房屋出租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大芬村的租金一年一涨。“当年一间20平方米的店面，月租3000元。现在没有10万搞不定。”一名当地画商说。图为一名画工在楼梯旁3、4平米的工作室内作画。空间有限，不得不将作品摆放在外墙和门上。

然而，能够成为画商的只是极少数。大芬村连年高涨的房价让许多老画工难以承受。一大批大芬画工，因无力承受高额的房租而被迫选择远走他乡。在2009年，百余名画工移师江苏海安，只因当地政府扶持，可以免去两年房租。

竞争日渐激烈的市场环境已经令许多画工不能适应。由于缺乏福利保障，许多画工不敢结婚，结了婚不敢生子。这让大芬的画工队伍年龄越来越小，许多画工一上年纪就不得不黯然离开。最初许多画工拖家带口进行作坊式的操作，但随着大芬村的发展，他们也在慢慢被市场淘汰。直到2008年，才有第一批符合条件的65名画工入住了公租房。图为一名画工的孩子躺在画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