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不是潘金莲》虽说写的是上访故事，但是上访人对它并不感冒，甚至很多人对其嗤之以鼻，究其原因，就是它太假了，其中作者对访民生活的描述，更多像是童话般的虚拟，宛如天方夜谭一般，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比如说，女主角李雪莲是一个老上访户，在她二十年的上访生涯中，与她周旋着博弈的竟然全是男性：接访的是男人，截访的是男人，谈判的是男人，稳控的还是男人，看不见一个女人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明显有悖常理，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存在。不论是老上访户，还是政府工作人员，都明白一个道理，稳控工作必须因人施策。男访民应由男人看管，女访民应由女人看管，这样才便于控制。因为人是活的，每天都要吃喝拉撒，在非常时期，要确保女访民24小时不脱离看管人员的视线，没有女人参与管控是很难保证不出问题的。毕竟男女有别，女访民梳洗如厕的时候，男性看管人员总不能一起跟进去吧！这就好比男狱警管理男犯人，女狱警管理女犯人一样，都是相同的道理。

    再比如说，前县长史为民春运期间滞留北京，买不到火车票，为了回家，他灵机一动，假装成上访人，写了一张“我要申冤”的纸，举过头顶，很快他就被北京的两个协警押送回家，顺利地赶上了早已约好的牌局。这样的情节设计，如果让北京警察听到了，估计要笑掉大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北京警方从不做也不可能做“押送外地访民回家”这种事。一来没有法律法规的授权，二来北京也没有那么多的警力支持。对于进京上访人员，如果涉嫌违法犯罪了，北京警察会直接将其拘留在京。如果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北京警察会通知当地的驻京办，将想要回家的访民交给驻京办处理。因为地方政府都成立有驻京信访工作组及类似的组织，在北京驻点值守，专门负责接收、劝返、遣送本地的进京上访人员。地方政府几乎年年都要印发相关红头文件，授权某些机关和组织做好上述工作。只不过这些地方性文件大多是内部的，一般人无缘得见。

    通过上面两个例子即可看出，《我不是潘金莲》严重脱离现实，其中很多情节都是作者凭空臆造，不但没有现实依据，而且也违背常理，在实际生活中根本就不会出现。可能有人会说这是魔幻这是荒诞什么什么的，但是，《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魔幻的代表，他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也郑重声明，他的“魔幻”均有现实根据。可见无论什么流派，文学作品都要符合生活真理，符合生活的内在逻辑。作家所展示的虽然不是生活中实有的，但却是按照生活发展规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著作都告诉人们，文学就是人学，真实就是文学的生命。不欺骗读者，既是作家的良知，也是创作的道德。华人作家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撰写了一篇演讲词——《文学的自由》，其中说道：“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着下笔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含义。作家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坦裎无遗，连人内心的隐秘也如是呈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

    的确如此，真实取决于真诚，与才华无关，与技巧无关，与能力无关。一部文学作品，有责任去见证人性的真实，也有责任去呈现人类生存环境的真实。但是，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却看不到这一点。作者通过史为民的回家故事，将上访变成了一件很“好玩”的事儿。“访民”的身份，不但能够解燃眉之急，而且还能享受到某种“特权”，简直太美好了，就像童话一样。然而现实呢？还是看一个真实案例吧！2016年8月16日，四川省岳池县的杨天直一行四人进京上访，第二天就在国家信访局附近遭遇截访。截访者将杨天直四人用商务车拉回四川，一路上杨天直四人没吃没喝，不停地遭到虐待殴打。8月20日，杨天直被截访者活活打死，倒毙在回家的路上。

    人们看到的是，小说中的史为民，如愿以偿，毫发无损；现实中的杨天直，冤屈未申，惨遭打死。两相对照，此时无声胜有声，已无需多说。

    毫无疑问，《我不是潘金莲》完全把读者当成了傻瓜，虽然写的是上访生活，但是与访民的真实生态隔了十万八千里，这样虚假的文学作品，毫无价值可言。当然，倘若刘震云先生写的是穿越小说，那又另当别论，毕竟年代久远，谁都不可能穿越到古代去体验生活，出点差错也是在所难免，情有可原。但是，《我不是潘金莲》书写当代，作者就生活在当代，写的都是身边的人和事，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插着一面“现实主义”大旗，招摇挥舞，猎猎作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潘金莲》还有什么理由失真失实呢？

    难怪李晓梅法官要发文指责刘震云“既不懂法律，也不解信访，还不深入生活……”，说的没错，一针见血，作者对访民生活如此隔膜，作品错误叠加，漏洞百出，真的让人忍不住发问：刘震云先生，深入生活，您到底做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