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上访，真是个很沉重的话题，不但复杂，而且敏感。正因为此，对于此类题材，很多搞创作的人都敬而远之。不过河南作家刘震云却闯入了这个禁区，大胆地讲述了一个老上访户的故事，不但写了上访，还写到了截访，由此成就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近期，根据该部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在全国公映，不但成功脱敏，而且从国内炒到国外，接连斩获数个奖项，不由得让人刮目相看。但是看过之后，却发现不论是电影还是小说，都是硬伤多多，谬误连连，实在是让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首先，仔细阅读小说文本，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当代妇女在上访，而像是古代妇女去告状。作者使用了古代的话语习惯讲述了一个当代的伸冤故事。其语言与当代信访制度下的信访话语体系格格不入。

       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共三章，总字数179000字。前两章为序言，约170000字，专门讲述李雪莲的上访经历。后一章与李雪莲无关，不到一万字。虽说写的是上访故事，可在洋洋洒洒约17万字的序言中，“上访”一词仅仅出现了8次，除此之外，再也不见其他的信访词语。与此相反，有一个词语在小说文本中频频出现，随处可见，那就是“告状”“告状”“告状”……，仿佛穿越到了古代的伸冤环境之中。

       我们知道，上访确实类似于古代的告状，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因为信访制度是当代中国特有的制度设置。不但具有化解矛盾纠纷的救济功能，而且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因此“上访”常常成为老百姓伸冤告曲的首选模式。独特的信访制度催生了独特的信访话语体系，上访、正常访、非正常上访、初访、重访、越级访……都是信访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虽然“上访”和“告状”是同义词，但是在信访话语体系的官方语言中，并没有“告状”一说。受此影响，在当代的伸冤模式中，老百姓更喜欢说“上访”，而不是说“告状”。虽然“告状”一词承载了厚重的历史积淀，但已经日趋式微。

       李雪莲一审败诉后，便弃法转访，在信访话语体系中，这属于涉诉访。她越过县、市、省，一路上访到了北京，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投诉，这叫做越级上访，类似于古代的直诉和越衙告状。后来她在同学帮助下，成功闯入了人民大会堂，递状纸喊冤枉，这就是所谓的“非正常上访”。对于“非正常上访”，地方政府不会无动于衷，要么教育，要么打击，都要告知上访人不能“非正常上访”的理由和此种行为的后果。

       在李雪莲二十年的上访史中，每逢全国“两会”时期，她都要到北京“越级访”、“非正常上访”。但是在小说中，只有“越级访”、“非正常上访”的行为，不见与之对应的语言。从头到尾，都找不到“越级访”“非正常上访”这样的词汇。李雪莲作为一名老上访户，在二十年的信访活动中，不但没提过“上访一词“，且从未使用过当代的信访话语。翻来覆去只会说“告状”两字，上访时说告状、反映诉求时说告状、抗争时说告状……，那些围绕在她身边、参与接访截访的大小官员们全和她一个样，张口闭口都是说告状，从来不会说信访话语。这样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试想如果地方官员们不使用特定的信访术语，那么如何去界定李雪莲的信访行为？又如何对她开展说服教育工作呢？

       另外，在小说中，因为李雪莲的“非正常上访”，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均被省长储清廉撤职，这样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而新县长、新市长都害怕掉官帽，先后亲自登门，屈高就下地拜访李雪莲，这样的情况，更不可能发生。因为这是由李雪莲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类型决定的。

        李雪莲不服法院的判决而上访，这就是一个涉诉访。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属于人大、法院、检察院的职权范围，只能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并提出诉求。即便后来李雪莲不服公安机关的拘留而上访，仍然属于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与普通的信访问题不同，此类信访问题的处理化解，是法院系统和政法部门的职责所在，与政府扯不上关系。因为现代司法制度与古代的司法制度大不相同。

        在古代，政法合一，地方行政长官什么都管，行政司法一肩挑。既要处理地方杂事，还要负责审判案件，听讼断狱。若是造成了冤假错案，地方行政长官就是被追责的对象。但是，现代的行政司法已分家。老百姓打官司，直接去法院，由法官负责案件的审判工作。县长、市长等地方行政首长并不负责审理案件，因此也无需对诉讼案子的后果负责。李雪莲再怎么上访，其压力也不会落到县长、市长头上，只会传导到法院系统和政法部门。就算是李雪莲闯了大会堂，有可能出面做工作的应该是法院领导和县、市两级政法委书记。更何况李雪莲的案子乃区区民事案，既不是涉及政府利益的“民告官”，也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型集体诉讼，与县长、市长何干？

        在小说中，新上任的县长、市长为了保住乌纱，整日忧愁，压力山大，不得不屈尊纡贵地拜访李雪莲，绞尽脑汁地做她的思想工作，请求她息诉罢访。设计出这样的桥段，也太侮辱地方官员的智商了。能够坐上县长、市长高位的人，想必不是酒囊饭袋，行政不能干预司法，难道他们连自己的职责权限都分不清吗？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属于自己职责的信访问题都互相推诿地踢皮球，对于不属于自己职责权限的信访问题又有何动力去亲力亲为？

         当然，地方政府都有维稳的任务，但这从来都是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事儿。李雪莲住在拐弯镇里的某个村，按照信访的属地管理原则，她是拐弯镇的维稳对象，她多次上访导致的结果应该是和拐弯镇的干部们博弈。但是，《我不是潘金莲》却如此写道:

       但赖小毛镇长当了五年，李雪莲就在拐弯镇下边的一个村里，年年告状，他却一直对李雪莲敬而远之。因为李雪莲告状，县上每年开年终会，都批评拐弯镇，说镇上“维稳”这一条没达标，不能算先进乡镇；赖小毛从县上开会回来，却交代镇政府所有的干部，宁肯不当这个先进，也不能阻止李雪莲告状。因李雪莲告状是越级，不阻止，她不找镇上的麻烦；一阻止，一不越级，这马蜂窝就落到了他头上（见第二章第三节）。

        一个镇干部，对自己属地的涉稳人员不管不问，而且还阻止其他镇干部过问，任由一个老上访户进京“越级访”、“非正常上访”，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说了这么多，刘震云先生若还有不明白的，不妨去看看真实的信访案例。就拿上访妈妈唐慧来说吧！她的案子举国关注，甚至直接推动了劳教制度的废除。唐慧无疑是中国众多上访者中最高调最成功的一位。她的案子就是一个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她的影响那么大，可曾见过哪个县长、市长登门做她的工作？她的户籍地是富家桥镇，富家桥的镇干部可有不管她？

       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案例足以揭示出信访制度的真谛。刘震云先生既然号称自己的作品直面社会，却为何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呢？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全有。信访的工作机制不了解、信访的属地管理原则不知道、信访的责任主体分不清……，实际信访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信访元素在小说中都看不到。这算哪门子的信访小说？喊一声“冤枉”就当成是上访，我呸！别糟蹋信访制度了。说白了，《我不是潘金莲》就是一个非古非今的“四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