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月18日，荆州中院行政庭的书记员给我打电话，说承办法官想和我谈话，我答应了，临了书记员再三交代，一定要带上当事人。

    有个朋友告诫我，不要去和法官谈话，因为谈话后就直接书面审理，不会再开庭了。我不以为然，心想既然是法官，肯定是要依法办事的，只要上诉案符合开庭条件，那肯定是要开庭的，与谈不谈话有什么关系呢！

    元月21日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和丈夫来到荆州中院立案大厅，承办法官杨文和书记员接待了我们。杨法官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本案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巨大的争议，而且当事人还提交了很多新的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因此本案应当开庭审理。杨法官又问我丈夫的想法，我丈夫除了反复要求开庭审理外，别的不愿多谈。他一心盼望在公开的法庭上陈述自己的话语，而不是在这个大厅里，因此他没在谈话笔录上签字。

    在谈话中，我丈夫表示了对法律无比坚定的信仰，什么“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法治政府” 、“法治国家”……等等，高大上的词儿一个接一个。承办法官当场泼下一盆冷水：“建成法治国家？你能看见？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听得法官如此说，我突然清醒过来。要知道，法官比我丈夫年轻的多了。我不知道丈夫清醒一点没有。

    被法官一言惊醒后，我知道本案不可能开庭了，回到家里后，急急忙忙赶写二审代理词。我一边写，一边不停地叹息，唉！为开庭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现在统统都成了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