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的信访活动中，有一种现象最为常见，当然也最为人诟病，那就是“信访不信法”。顾名思义，就是指访民不相信司法而迷信于信访的行为。此种行为牵涉面甚广，不但涉及了政府部门，而且牵扯到了司法系统，横跨了信访和司法两大领域。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凸显的种种矛盾，被人寄予了厚望的解纷机制非但没能够定分止争，反而被揉搓得变了形，信访不像信访，司法不像司法，好似一团乱麻，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实在让人喟叹！

长期以来，“信访不信法”都被视为访民的劣根性，遭到世人口诛笔伐。的确，在人们眼中，有许多访民确实陷入了“信访不信法”的怪圈，日复一日，不能自拔。比如，有的人碰上了矛盾纠纷，即便是涉及到法律，也不愿意走司法程序，只是一味地到政府部门上访求助；有的人案子进入了司法程序，却仍然采用上访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又访又诉，诉访交织；而有的人案子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得到了终局判决，却不愿服判息诉，坚持四处上访投诉……凡此种种，都让人们将“信访不信法”的标签牢牢贴在访民身上。

谁都知道，“信访不信法”不是个好事，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对社会秩序的正常管理，对司法权威的塑造，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均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它使法律至上、司法终局等现代法治观念受到极大冲击，不但扰乱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阻滞了我国法制建设前进的脚步……总之，一句话，”信访不信法“的行为，直接挑战了司法的权威，让法治沦陷于人治之中，在混乱中胶着PK。

2014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表示：现在涉及行政争议的信访案件每年在400万件到600万件，而其中行政诉讼案件只有十几万件。言外之意，当人们遭遇了行政纠纷，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上访来解决问题。从而使得信访案件远超诉讼案件，数量之差足有几十倍之多。看来，中国的老百姓都挺乐意上访的，“信访不信法”似乎成了国人的惯性思维。针对此种现象，专家学者们痛心疾首，直言正是信访消解了司法的权威，是造成司法公信力下降的罪魁祸首。这个论断，细想一下，其实很不靠谱。按照正常的逻辑，某事某物只有本身具备了威信，才谈得上消解不消解的问题。如果本身就不具有威信，何来消解一说？那么，中国的司法到底有没有威信呢？中国的老百姓是不是真的喜欢上访呢？来看下面的案例：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13年，河南郑州中牟县企业主史国旗因自己的的公司被要求强制拆迁，拆迁补偿协商未果，多次向法院起诉，但诉讼请求要么被驳回，要么根本不被立案受理，而且法院也不出具任何书面文字。史国旗找到郑州中级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李小青说理，李小青年对他说：“现在拆迁案子都归市里管……这种情况，是咱们中国的特色……我也可想给你立案，这种拆迁案子太多了……按照正常的，这种案件肯定能立，现在不是非正常状态么？现在不是都是中国特色了么？”好一个中国特色！可怜的史国旗！正常的史国旗！全然不懂非正常的中国司法，一点也不明白其中的机巧奥妙，冒冒失失就要打官司，门都没有！

其实，李小青说出了大实话，中国的司法虽然有明确的制度规范，但法官常常要奉行潜规则。早在10多年前，广西高法就曾发布“180号文件”，明确规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13类“敏感案件”不受理。2011年，黑龙江基层法院拒绝对一些劳动争议立案，原因是省高院发布了一份“内部文件”……这些还是有白纸黑字可查的不立案，其他种种阻扰立案，侵犯当事人正常诉权的情形，早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不但普通人立案难，就是法官也不例外。2009年12月17日，上海《东方早报》报道，江苏省南京市一个竣工不足10年的名为“华新巷21号”的小院面临拆迁，31名“被拆迁户”均为法官，在申请行政复议失败后，这些法律意识浓厚的“法官业主”们决定诉诸法院，状告南京市房管局，但南京市中级法院对此案一直没有给予立案，原因是“市委领导不让立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位立案庭的法官自嘲说：‘我们立案庭的任务就是跟老百姓斗智斗勇，千方百计不立案。’由于大量案件被法院拒之门外，当事人不得不转向上访。”【1】 可见，“信访不信法”的始作俑者往往是法院和地方政府，但是污水却要泼在上访人脸上。

如果你还不相信中国的司法没有威信，请再看一个案例：2010年7月17日，陕西榆林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了群体性械斗，这一事件起因于矿权纠纷导致的民告官案。陕西国土厅召开判决性质的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了生效的法院判决，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事态升级。区区一个国土厅开个协调会，就推翻了法院的终局判决，正好印证了国土厅官员放出的豪言：“原告打赢了官司也没用，法官有法院的判决，我有我的执行办法。”多么牛逼！话说到这个份上，中国司法的威信如何，不言而喻！【2】

对于行政诉讼的整体状况，《半月谈》记者做过一个调查，他在文章中写道：“民告官，起诉难；民告官，官不理；民告官，难告赢；民告官，执行难；民告官，代价大……立案难是行政诉讼案件的难点之最，因为不能立案即意味着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因而原告只能在若干行政机关（包括信访部门）之间来回奔走。由于民告官涉及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切身利益，后者往往就此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各方关系，律师、法院都在被协调之列……迫于各方面压力，很多律师往往不愿意代理行政诉讼案件，有时，原告还不等立案便已被当地公安机关“请去”，结局是或拘或捕或判刑。目前行政诉讼中“民”的胜诉率不足三成，很多时候“民”即使赢了官司，也难以从官那里讨回公道。”【3】

其实，对于司法的痼疾，不论是身处江湖，还是高居庙堂，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正是基于此，，2014年11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2015年5月1日起施行）。对这部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告官”法做出了重要修改。虽然新的《行政诉讼法》看点多多，但是，它的实施成效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如果法院仍然听命于地方党委政府，涉及地方政府重大利益的棘手案件仍然很难进入法院，即便是侥幸立了案，也难以获得公正的判决。

除了权力任性以外，影响中国司法的还有金钱、关系、人情等因素，它们对司法的入侵，直接导致了司法失公无信，此类现象在民商事诉讼中最为突出。只要听听流行于当今的民谣，就可了解中国司法的概貌。“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要想官司赢，就得先托人”，“不打证据打关系”，“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诸如此类，都是当今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真实写照。

2009年，两会上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在贿赂犯罪这一块，全国涉案官员有13000多人，其中司法机关就占了2620人。频发的涉及大法官、高级法官的腐败案以及腐败窝案，一次又一次刺激着国人的神经。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贪污受贿案，法官与律师开房案，法官集体嫖娼案……，一个赛过一个的狗血案件，都让整个法院组织和法官群体深陷国人的怀疑和嘲讽之中，使普通民众对司法本已强悍的不信任惯性更加顽固而难以逆转，本该是拥有良好社会信用的法院和法官面临着巨大的信赖危机。

在民众心目中，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专横等内部问题普遍存在，制约司法独立、影响司法公正的外部因素也盘根错节，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商业化现象严重，裁判质量低迷，积案居高不下，司法白条，执行危机……林林总总，不要说体制外，就是体制内也习惯性地质疑司法。

近年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反对票和弃权票一直居高不下，大约徘徊在总票数的1／4，甚至还出现过某些地方法院的工作报告未通过当地人大审议的情况【4】。不难想象，在党委领导，逐级推荐，多方协调的一元选举制下，反对票数和弃权票数如此“居高不下”，表明体制之内的代表们对法院工作的不信任已经达到何种程度。此现象集中反映出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对司法现状的不满，而且这种趋势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如果你还想为中国司法辩护，那么请再看一个案例：冯缤，是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其妻子胡敏是在孝感市中院工作10年的后勤人员。由于对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理解不同，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与法院产生了分歧，进而被清退。为了妻子的劳动争议纠纷，冯缤和孝感中院打了三场官司，虽然熟稔司法程序，但他仍然最终以上访甚至骚扰领导的方式，才促进了此案的立案和审理【5】。

为了启动再审程序，冯缤站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接连几日，“没有一个人接待他”，

绝望之下，他“见车出来就用头往上撞”，最终省高院立案。冯缤满腹感慨道：“这几年的法律白学了，案子能进入诉讼程序，简直是自己用命换的。”

法官上访，冯缤并不是第一个。河北阜平法院砂窝乡基层法院副庭长张明志，因被“欠薪”，2007年8月穿着法官服乘着警车进京反映情况。早在2005年，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张明志等10名基层法官就多次赴省进京上访。（来源于中国网）

法官对于诉讼程序、判决结果缺乏信心，甚至缺少敬畏，身穿代表法律尊严的法袍，却通过上访来表达自身诉求，这样的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中国司法的嘲讽。按理说，法官属于社会精英，而且是法律专业人士，知法用法是他们的强项，但是他们都不能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连他们都只能靠上访来维护自身权益，这让普通老百姓情何以堪？可以这么说，并不是信访消解了司法权威，而是司法权威的散失导致了信访的入侵。

在世界各国，诉讼是公认的保障权利的有效和公正的途径，与其他救济渠道相比，诉讼最大的优点就在于有比较规范的司法程序。在所有的解纷机制中，司法机关由于有比较完整科学的机制保证，处理案件更公平更公正，理应成为人们定分止争的首选渠道，然而，中国的现实又如何呢？

有个段子，概括了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方式：一，既有关系又有钱，走司法路线（打官司）。二，只有关系没有钱，走媒体路线（曝光）。三，没有关系只有钱，走贿赂路线（砸钱）。四，既没关系又没钱，走暴力路线（砍人、爆炸、烧公交等）。五，没钱没关系没暴力，走自我毁灭路线（跳楼、自焚、喝农药皆可）。

这就是中国残酷的现实！毋庸讳言，中国是个法治精神严重缺失的国家，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普法教育，一五、二五、三五……一直普到六五，也不见有多大起色，国人距离尚法守法的境界，仍然隔着一个太平洋。有权的，信权不信法，行使权力时旁若无法，动辄以权压法，以权乱法；有钱的，信钱不信法，相信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万事皆用钱摆平；有关系的，信关系不信法，遇事首先找关系，“官司一进门，两边都托人”，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有领导的，信领导不信法，办事只听领导指示，全然不管法律如何规定；有冤情的，信访不信法，大事小事皆上访，打了官司也上访，诉了又访，访诉不分……总之，信什么都不信法，这就是国人对待法律的态度。

虽然国人都不怎么“信法”，但只有访民的“不信法”格外引人关注。相比于“信权不信法”，“信钱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信领导不信法”等行为，“信访不信法”的标签分外醒目，因而广受世人讨伐。司法有病，访民吃药，这不但很不公平，而且也让人匪夷所思。

面对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丧失的现实，人们失去了对司法应有的信赖和尊重。这真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因为失去了信赖和尊重，就意味着司法已经失去了社会认同的基础，让普通民众在遭遇不公后，对从正当的法律程序中寻求救济途径的信心丧失殆尽。

所幸，十八大之后，“依法治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国家出台了许多具体的政策、制度和措施，全面改革司法的内部体制，包括法官、检察官的招录、任用、交流、遴选、考核和奖惩等，司法活动的规范、评价、监督和问责等，确保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法定职权，独立履行法律职责，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等等。

这些改革都让国人分外期待，人们有理由相信，当法律真正树立了权威，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有效的执行，整个司法就会获得全民认可的社会基础，就会赢得人民群众对法治未来的真诚信仰，那个时候，不但可以破解“信访不信法”之类的难题，也让你、我、他以及千千万万中国人沐浴在法治的春光里。

当然，不必讳言，造成“信访不信法”的原因还有一些，比如诉讼时效已过，司法程序复杂繁琐，成本高耗时长等等，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因素，虽然也关乎本文主题，却并非焦点所在，故此不再叙述，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参考文献：

【1】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的悬念》，载《中国改革》（2014年第12期）

【2】       李庚，穆美丽：《我国法治建设中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2014年第一辑）

【3】       叶含勇：《我国“民告官”案一年10万件胜诉率不足三成》，载《半月谈》2008年第20期

【4】       吴良志：《网络自由之上的司法危机公关》，参见《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法律出版社出版

【5】       李庚，穆美丽；《我国法治建设中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2014年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