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朋友曾经这样告诫我：“千万不要小看了基层干部，他们虽然官不大，却最会作威作福，整起人来心狠手辣。特别是你们访民，一定不要得罪基层干部。他们没有能耐解决你们的问题，却有本事在你的维权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让你们的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对于朋友的忠告，起初我很不以为然。我一直以为只有位高权重的官员才会胡作非为，恣意作恶。而基层干部和普通公务员，因为位卑权轻，即使作恶，也属于迫不得已，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他们的内心应该是善良的，其本质并不坏。但是，无数的事实都证明，我当初的想法实在太幼稚太天真了。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就再次验证了朋友的话————千真万确，确实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不可不信。某些基层干部的邪恶，早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话说今年上半年，沙市区委书记段昌林曾经到我家带案下访，陪同他的还有沙市区信访局局长胡家寿，崇文街办党工书记金昌红，滨湖居委会主任等等一行人。在谈话中，区委书记问我的老家在哪里，我回答说：“在潜江市的XX农场，我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满以为这些都是家常话，无关紧要，谁知道却引发了后面的一件很悲惨的事件，如果早知道有此恶果，打死我都不会对区委书记实话实说的。

且说区委书记下访后，有一天，访民黄支钰来我家找我。黄支钰和我一样，也是因为刑事案件而上访，不过她的是命案。多年前，她的独子被人故意杀害，法院判决了几十万元民事赔偿，至今一分钱都没有落实下来。黄支钰的问题是涉法涉诉类信访，在今年，正好属于国家大力改革的范畴。

当黄支钰走进我家，站在我面前时，我不免大吃一惊。只一个多月不见，她就异常憔悴，和从前判若两人，几乎不成人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急问黄支钰，她未语泪先流，说道：“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差一点就死了……死在潜江市的XX农场。”我又是一惊：“你不是在北京上访吗？怎么又去了潜江市的XX农场呢？从没听说你在那里有亲戚啊！”在我的再三追问下，黄支钰流着泪，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今年4月15号，黄支钰在北京上访，被送进了马家楼，荆州市驻京办工作人员将她接出来，直接押送回了沙市。回到沙市后，黄支钰就被关进了黑监狱。所谓的黑监狱就是一件封闭的小黑屋，门窗被钉得严严实实，不留一点空隙。小黑屋里，终日亮着一盏昏暗的灯，让人不知白天黑夜。没有床被，不能睡觉，每天都必须面壁而站，一旦被发现打瞌睡，就会遭到看管人员的拳打脚踢。在黑监狱里，每天只吃一餐饭，一餐饭只有一小坨，仅够维持人体最基本的生命需求。

在被关押期间，黄支钰被转移了几个地方，具体被关在何处，她自己并不清楚。因为每次被架出门，都被戴上了黑头套，被当做恐怖分子一样对待。五月的一天，深更半夜，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早已体力不支的黄支钰，又被戴上了黑头套，她被几个彪形大汉架上了一辆面包车，面包车开了几个小时后，停在了一个地方，几个彪形大汉把黄支钰抬下车，丢在了一片荒地里。

面包车开走了，大雨哗啦啦地下着，狂风大作，一片黑暗，四周荒无人烟。恐惧中，黄支钰踉踉跄跄地摸索着，最后倒在了泥泞里。几十天的关押，已将她折磨得奄奄一息，冷、饿、困、乏……黄支钰很多次都差点昏睡过去，但是求生的本能逼着她咬紧牙关，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她明白，一旦睡过去，自己就再也不会醒来了。

天亮了，一个农夫发现了求救的黄支钰。听了黄支钰的哭诉，农夫大惊失色。他告诉黄支钰，这里是潜江市的XX农场，已不属荆州市管辖。在农夫的帮助下，黄支钰来到了农场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听了黄支钰的报案经过，觉得不可思议。虽然他们一致认为是天方夜谭，但还是把黄支钰的话都记录下来。回到沙市后，黄支钰大病一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养，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听完了黄支钰的讲诉，我的心里一阵阵发冷。潜江市XX农场是我的家乡，这个秘密很少有人知道，因为我从不对人提起。只是不久前，区委书记下访时，在谈话中，我胸无城府地说出了这个秘密。想不到，竟然催生了一种迫害访民的新方法。难道就因为我的老家在XX农场，就要把黄支钰丢到XX农场去受罪吗？

看着黄支钰失去血色的脸庞，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唏嘘不已。最后，黄支钰对我说道：“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陪我去XX农场，给我做个伴，我想拿一份报案回执单。因为政府的人不承认关过我，他们做过的事，现在统统都不认账了，还说我没有证据在诬告。”

我考虑了半晌，答道：“真的对不起！我不能陪你去。因为XX农场是我的老家，我的妈妈就住在那里。她年纪大了，我很怕吓到她。不过，我可以请一个人，陪你走一趟。”我说的都是实话。虽然母亲多少知道一点我的事，但是她一直以为上访就是打官司，并不知道其中的凶险。哥哥姐姐也告诫过我，有些事不要让母亲知道，老人操劳了一辈子，到了晚年，不应该让她再操心。这样的道理，我何尝不知！自从上访以来，对于亲人们的询问，我总是有所保留，尽量报喜不报忧。虽然我经常上网，但很少登陆QQ，许多揭露上访黑幕的文章，也极少发往QQ空间，就是害怕亲友们看见，又要为我担心。

对于我的为难之处，黄支钰表示非常理解。我们聊了一会儿后，她就告辞了。丈夫回家后，我对他说了黄支钰的事，丈夫愤然说道：“这还不清楚！就是做给我们看的。杀鸡吓猴，警告我们：如果我再上访，就把我也丢到XX农场。你也真是的，为什么要把你的老家地址告诉他们，害得黄支钰受那么大的罪。你还没有被骗够吗？”

我默默无语。从前，荆州市政府迫害访民，无非是拘留、劳教、关黑监狱之类的手段。而如今，却是花样百出，不断创新。不但在肉体上，还要在精神上给上访人以毁灭性打击。把一个女人折磨得奄奄一息，深更半夜丢到荒郊野外，任其在滂沱大雨中自生自灭，杀人不见血，这样的勾当，也只有刽子手才做得出来。

杀鸡吓猴也好，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罢，不论是什么目的，很显然，“黄支钰差一点死在XX农场”这一事件，与那次带案下访大有关联。但是，我并不认为“把黄支钰丢到我的老家”就是区委书记的旨意。毕竟那一天在场的，还有其他的基层干部。而且作为沙市区的党政一把手，区委书记负责区委全面工作，公务繁忙，不可能事必躬亲。即使迫害访民的命令是他下达的，他也不大可能亲自去设计迫害方案，具体操作和实施的人都是基层干部和公务员。

我国《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公务员能够做到在执行恶法恶令时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似乎已经丧失了良知，没有了起码的善恶标准。他们仅仅把自己当成了自然界中谋食的动物，为了饭碗，为了谋生，盲目地服从错误的命令。明明知道访民都是身负冤屈的无辜之人，却仍然冷酷无情、变本加厉地残害这些同胞。当履行职责变成了违法作恶时，他们并不是将罪恶减低到最小最轻的程度，反而要将作恶发挥到极致。现在，许多基层干部与老百姓的关系势同水火，基层干部群体污名化，其中的原因，不说自明。任何泯灭良知的行为，都不能借口是“奉命行事”而求得宽恕。

这些年来，每当我对地方政府升起了一点点希望时，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们就用种种实际行动彻底粉碎我良好的愿望。黄支钰差一点死在我的老家，让我对“基层之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已经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不抱任何希望。就像许多的老百姓一样，我也变成了“老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做的任何事。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里套用一下：“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地方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