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上午，九点整，我和杨修英在大润发超市碰面了。杨修英原来也是访民,2008年之前,我在北京上访时,曾见过她几次。此后我因为在家养病,很少出门,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都很廋。一晃五年过去了,她比原来更廋了。

杨修英告诉我,沙市区白云桥社区的网格员和几个妇女天天跟踪监视她,让她不能正常地生活。她要去区检察院报案。当她听说我丈夫程依华被沙市区政府绑架后,建议我也去区检察院。她说要从下往上﹑一级一级地反映问题。我答应了。

九点多钟，我和杨修英走进了沙市区检察院。在信访接待室,一个和气的中年男子接待了我们。杨修英告诉我,他是吕科长。

当听说我和杨修英要报案时，吕科长就开始诉苦：“你们说的事情我都清楚……那个赵良玉,天天向我打电话求助,说他的弟弟被沙市区政府非法拘禁了，我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打了也没用。这是上面决定的,区里管不了。副县以上都归市里管,区里只能管正科以下。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这些人又没有犯法,动不动就把别人关起来,这种搞法肯定是违宪的,是违法的。但是这是党委决定的。现在组织原则和法律相冲突,我们也无法。上级通知我们不要立案。”

杨修英质问道：“非法拘禁都不管,那么设立这个机构干什么？检察院都不干事吗？”

吕科长辩解道：“谁说我们不干事啊？我们天天为你们向上面反映,嘴巴都磨破了。我们的检察长亲自找过他们,劝他们不要这样搞,但他们就是不听。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吃的喝的都靠他们,能把他们怎么样？”吕科长指了指后面一栋楼,越说越气愤：“政法委还笑话我们：‘你们都归我们管,现在反过来管我们,吃错药了吧！’他们怪我们多事呢！”

我叹了一口气,道：“难道中国的法律只针对老百姓,政府就可以不守法吗？”

吕科长沉默了一会儿,答道：“说起来,中国的法律比哪一个国家都多,特别是近十年出台的特别多。但是执行情况呢？谁都不去认真执行……上上下下都在违法。按照现在的政策,每逢重大活动,就要把你们或者你们的亲属关起来,这个委屈必须得忍……可能要忍一辈子。”

我和杨修英面面相觑,吕科长接着道：“如果上面不拿硬指标考核下面，下面也不会这么做。……杨修英的问题我不是太清楚,但是程依华的问题我听说了一些,好像你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赔偿款都拿了,你们还要求什么呢？”

我睁大了眼睛——谎言！又是谎言！以前每次听见类似的谎言,我都会怒火中烧，悲从中来。但是这一次,我却很平静。我看着吕科长,一字一顿地说道：“他们造假！他们撒谎！从被伤害到现在,我没有得到一分钱赔偿。您相信吗？”

吕科长不作声,他同情地看看我和杨修英,慢慢说道：“我认为吧……所有的官员中,在检察系统这一块,人们还是比较守法、比较正直的。我一直要求自己,不但要凭着良心做人,还要凭着良心做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事求是。我是绝不会说假话去害人的。你们的事情,我们真的管不了。我建议你们去找一找人大,怎么样？”

听吕科长如此说，我和杨修英站了起来,道了声“谢谢”,离开了沙市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