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一辈子没整过人，没犯左的错误

         习仲勋晚年在中南海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坦荡地说到：“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回顾他一生的政治生涯，这话说的实实在在。有两件大事，许多老同志至今还记忆犹新。

    1947年末和1948年初，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土改的过程中，各解放区普遍发生了左的倾向。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最先发现了问题，并以极大的勇气出来反左，于1948年1月19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由于义合会议（注：1947年11月1日，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潜伏着一种左的情绪（即不对的一种浪头），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葭县，有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有的烈士家属扫地出门。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为狗腿子。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死人不敢埋，人病无人医，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习仲勋的信引出了毛泽东的一段著名的反左批示：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习仲勋干的第二件反左大事是冒着第二次被打倒的风险，请缨创办深圳特区，为渡改革开放之河摸到了第一块“石头”。因为小说《刘志丹》案件，康生诬指习仲勋为“黑后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习仲勋被撤销副总理职务，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改造十六年。平反后，1978年～1980年，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形势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1978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３０∶１。宝安人均收入每年都在100元左右。偷渡出港的劳动力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元，寄个零头回家都比村里集体分配多，又有侨汇优待，两三年的汇款就能建座小洋楼。据深圳地方史记载:当时，尽管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仅万丰村一个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站在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宝安这边茅篱草舍，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陪同考察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边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铁丝网，不是把外逃的人抓回来严刑峻法，是改变大政策，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邓小平给的精神是：“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只有对几十年的左的一套有清醒认识，不怕右，不怕当走资派的习仲勋，有这个胆识和魄力创办特区。深圳特区是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发展起来的。创办初期，某位老干部到了深圳，曾痛哭流涕地说：“只剩下一面五星红旗，全都资本主义化了。”但深圳的GDP却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19638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8201亿元（8201.23亿元）。增长4100倍。改革开放30年以来，深圳从一个贫困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功能完善、法制健全的新型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深圳人不往香港跑了，香港人到深圳创业安家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羊，为全国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榜样。当年，习仲勋冒着二次被打倒的风险，主动请缨创办深圳特区，冲破了三十年森严壁垒的左的闸门，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

    习仲勋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没整过人，连“墙倒众人推”的事都不干，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