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後，特别是务虚会召开以後，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一是，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从北京到地方，从党内到社会，如春风野火般迅速蔓延开来。

二是，思想的解放，激活了三十年长期积累的矛盾，许多同题，特别是“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如知青问题、下放干部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一下子被提到议事日程，要求落实政策、解决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闹事事件，此起彼伏，形成对各级政府的重大压力，各路诸侯纷纷告急，呼喊“三个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赵紫阳同华国锋谈话时提出）。

三是，中美建交後的对外关系，由於三中全会後实施重点转移、现代化建设――对资金、技术、设备、外贸、旅游等等需求对外开放局面更加扩展，引起社会思想，行为（尤其是青年人）的诸多变化，并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四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从安徽、四川的局部地区迅猛地在全国各地蔓延生长，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必然要求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从政策上加以确定。

五是，中苏冲突加剧，越战终从爆发，吸引了中央的主要精力，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震荡。

究竟怎麽看待这种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举国上下反应是各异的。而且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对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看法上。对三中全会不满的人，更把愤懑凝聚到务虚会上。从务虚会第一段休会开始，党内和社会上就出现了一股对它攻击和否定的劲风。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务虚会，而在乎三中全会。

当时，从外地传到北京这样一类的顺口溜：

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

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秩序混乱；

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关系混乱；

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

还有“逆风千里”啊，“五胡乱华”啊，“务虚会越开越乱”啊等等。务虚会第二段闭幕前，北京街头出现了署名“工向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印发和张贴的大字报（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小字报（必须批判胡乔木、胡耀邦的修正主义），要求把“二胡”撤职、法办。这些大字报、小字报无非重复“文革”的陈词滥调，但颇有一些人为之叫好。

这里且不论“研究会”的攻击从理论上是多麽一团糟，仅就他们攻击的事实，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根本不了解务虚会的实际情况，不了解胡乔木的。

从务虚会领导成员来看，乔木的位于仅次於耀邦，即第二把交椅；务虚会会前下发的文件也只有耀邦的引言）和乔木的（关於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但这只能说明他在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不能说明他本人的态度和作用。

其实乔木早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时，就指出其要害在於“分裂党中央”。而且他也是较早地公开提出对三中全会异议的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华国锋找耀邦和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洽动向问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之後，他谈了一段个人的想法。

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纷、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这个问题也联系到否总党的领导倾向，怀疑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倾向、趋势都出来了。违都不是现在开始的。现在是经三中全会纠正了历史错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很高兴。另一方面，也有了否定势力的发展。

有的地方闹事了，也是一种潮流，对现实生活不满。一九五七年划“右派”，错了的改正。一九六二年大批干部下乡，要求回城，也就有了动荡。北京开始出现油印、铅印的刊物，散发张贴，这要做具体分析。
西单民主墙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贴出、议论，现在是尽量要提到外国人面前去。苏联有持不同政见者，现在我们发生的也带有这些特点。我们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我们宣传任务要深刻广泛地考虑这些问题。不然，会在无意中犯很大的错误。会造成很大损失。

现在，中美建交了，北京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外国人也多了，旅游发展了，人越来越多。对资本主义如何认识，问题很大。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说这话的不是个别人。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

现在的情况，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於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

乔木是在讲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时讲了这麽一段话，前半部被整理成文件，即务虚会发给代表们的那份。後半部即上述这段话，没有整理进去。

乔木讲完，耀邦补充说：“昨天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五个小时，是交谈的方式。”自然华国锋也听了“二胡”谈的情况和意见。耀邦说：“华主席特别要求，掌握全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看出总趋势。……现在形势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颇有意味的是，华国锋特别强调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

在务虚会第一段结束不久，乔木又把一个外国人来华参观後写的“意见’推荐给华国锋看。“意见”说：“毛死後，调整政策是正常的，但不要越过一个框框，毛就是最大的框。毛代表一个时代，否定他，就否定了一个时代，也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中国是一条大船，转得太快，可能会翻船。”华看後说“好”，并转批给全党。可以看出，乔木的用心是很细的。

乔木在这段时期的观点和态度，应该说是明确的。在他看来：三中全会存在著否定毛主席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必然导致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倾向还要继续发展。看不到这一点，就会“犯很大错误”，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可以说，这是当时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都还没有看到和提出来的，也和胡耀邦主政中宣部，特别是主持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主旨大相径庭。

务虚会第一段结束後，在形势发展和变化面前，在来自各方面压力之下，耀邦也显得处处谨慎了，而且经常把‘慎重”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三中全会精神和历史意义，对理论务虚会成果的高度评价，从没有含混过。对种种责难他做到了泰然对之，冷静处之。

三月十八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处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

（l）“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2）“（会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处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其实，对於这两条，耀邦在闭会时曾多次打过招呼。因此，耀邦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也有点不愉快”。

对於有人攻击务虚会“把思想搞乱了”，以及一些领导层人物为之惊慌失措，耀邦则给予十分理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麽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从总的讲，两年多以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思想有新的活跃，天安门事件不是很活跃麽。现在有更大的活跃。三中全会後新的解放，新的活跃。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著慌乱。（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从三中全会到务虚会第一段，一些人对报纸和新闻界责难更甚。耀邦回答是：“粉碎‘四人帮’後，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银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特别是《人民日报》，站在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前面，这个要肯定。这是个大账”。“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有些同志对我们报纸有些意见，突出的是总为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这种意见要听，听了对我们有好处。……有些问题不能由新闻工作承担。这是请我们中央部门……甚至是指政治局。听一听有好处。……这不要紧张。报刊、杂志、新闻、广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我个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嘛。”耀邦继续呼吁：“应著重发挥新闻战线同志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正当一些人如泻如注地谴责新闻媒体时，耀邦这番充满理解、关怀，充分肯定，而且主动承担责任的话，令新闻工作者感到无比的温暖、慰藉和鼓舞！耀邦的评价，为建国以来新闻工作这段最辉煌的历史篇章，画上了一个应有的圆满的句号。

对於怎样看待这个时期的青年动向――也是一些人攻击三中全会和务虚会的重要“靶子”，耀邦也怀着莫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勇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非常精辟的意见。许多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已有回忆和评述，本文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