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心脏――北京天安门广场正中央一座巨大的纪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在他去世35年后，仍躺在玻璃棺里供人瞻仰。

　　每年有数十万游客前来参观，目睹他腊色的面容。人们赞誉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摆脱了外敌压迫的枷锁，建立了现代中国，但也正是他曾经一再发起政治运动和清洗，导致数千万中国人丧失生命。

　　在天安门广场北端，通往故宫的天安门上，仍然悬挂着这位已故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中国的每张纸币上也都印着他的肖像。

　　然而，毛泽东并不只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已故君主。2012年10月，中共最高层将向新一代领导人交棒。在那到来之前，毛泽东的遗产和形象在角逐高位的政坛精英手中，变成了强大的武器。

　　今年，在中共庆祝7月1日建党90周年之际，党内的意识形态战线逐渐明显：不同派系之间争夺着影响力，试图决定党的未来发展方向。外国使节和商界领袖正密切关注着这场角逐，试图从各种迹象中判断：中国会否淡化、甚至全面逆转使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市场化改革。

　　由9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政治权力的塔尖。作为政治局常委的角逐者之一，薄熙来最先为毛泽东招魂。他在西部直辖市重庆担任市委书记，用一整套毛式口号和宣传手法管治着这座城市。每逢特别的日子，重庆市民会收到“红段子”，即发送到手机上的毛泽东语录。当地一个官方电视台将所有商业广告都替换成了“红色节目”，即讲述革命历史的肥皂剧。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和学生被组织起来唱“红歌”，即歌颂开国领袖和党的赞歌，其中一首唱道：“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由于薄熙来将这场运动和几项很受欢迎的政策――更有礼貌且不那么腐败的警察;在市内种更多的树;更便宜的房价――相结合，市民们极少抱怨。26岁的重庆设计师伊莎贝拉•罗(Isabelle Luo)说：“人们不应把这些‘红色’玩意儿太当真，它并没有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

　　但事实上，像罗小姐这样的人并不是薄熙来的目标受众。当这名61岁的政治人物在讲话中大量提到毛泽东时，他其实是在向党内其他领导――至少是其中某些领导――喊话。

　　薄熙来是已故中共革命元老薄一波之子，这让他与看上去将成为中共最高职位继任者的习近平一样，跻身极有影响力的“太子党”行列。习近平现任国家副主席，其父习仲勋曾在握有大权的中宣部担任部长。习近平几乎肯定将在明年的党代会上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虽然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两个最高职务的人选已经基本确定(现任副总理李克强估计将出任总理)，但政治局常委会的另外7个席位仍有待确定，它们已成为竞争者们激烈政治角力的焦点。

　　毛泽东祖籍地湖南省一家官方报纸的编辑、历史学家萧建生指出：“对那些自称传承了党的根脉的人来说，重提毛泽东无非是一种符号。”

　　改革的倡导者们作出了反击。以“喋喋不休”为笔名撰写博客的一名教授提出，不妨用“浙江模式”来取代薄熙来的“危险宣传”。浙江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省份，“浙江模式”就是以该省为蓝本的一种发展模式。他预测，这将带来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崛起。

　　习近平已发出信号表明，他明白薄熙来的意思。去年12月，他在备受关注的一次重庆调研期间，曾评价薄熙来的做法“深入人心，值得称赞”。资深中国观察家林和立(Willy Lam)最近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习近平与薄熙来亲近，显示出这位副主席可能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治盟友)队伍。”

　　太子党的另一名代表人物也因为重提毛泽东而引起波澜。毛泽东早期战友刘少奇之子刘源将军，在为一位保守派作者的新著撰写的序言中，晦涩而又挑衅性地呼吁回归“新民主主义”。这是一个比铁杆共产主义理论稍稍自由化一些的概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曾宣扬过它，但后来它被毛泽东摒弃。

　　刘源在他高深莫测的文章中还呼吁，加强军事建设要比文化发展更重要。他将战争誉为立国基础，还对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中心表示同情。现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的刘源，预计将进入对军队具有最终控制权的中央军委。

　　对于薄熙来和刘源这样的人来说，以毛泽东语录来为他们追逐权力鼓劲，看上去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由于毛泽东曾经迫害了几乎所有当年的战友，大多数太子党政治人物，包括薄熙来、刘源和习近平，都曾目睹父母在他们现在寻求荫蔽的意识形态下饱受折磨。观察人士因此相信，他们的这种“借用”形式大于内容――他们只是试图重树毛泽东主义的表象，利用民众中的怀旧情绪，而并非要重启毛泽东时代的任何一种灾难性政策。

　　湖南的萧建生表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出现了某种回潮，不过那都是在一些从未经历过那个恐怖年代的年轻人当中。”毛泽东故乡――湖南韶山的地方政府官员称，前去参观的游客数量有大幅提高，包括许多上香的年轻人。

　　但萧建生补充说，就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寻求的是党最强大的那个符号，只有毛泽东能够符合这个要求”。他认为，太子党们对政治权力抱有一种“王朝式”的看法，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关心，仅仅以后者帮助自己获取和保持权力为限。

　　然而，毛泽东主义回潮引发的争论，已经产生了更广泛的回响。对30多年经济改革带来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早就心怀不满的一些保守阵营，已经对“重庆模式”表达了认同。

　　在毛泽东主义阵营的主要网站“乌有之乡”上，近期一篇署名宁云华的文章写道：“这些饱含革命先烈鲜血的红歌，正是人们精神上排毒解毒(西方资产阶级精神鸦片之毒)的特效良药。”

　　知名学者的加入，让这场辩论份量更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一篇文章中，要求将毛泽东搬下神坛，“还原成人”。

　　茅于轼呼吁结束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再度个人崇拜，这让毛泽东主义者们怒不可遏。在乌有之乡和其他保守派论坛上，茅于轼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还被骂作“牛鬼蛇神”――在文革最黑暗的时期，这个词被用来羞辱和咒骂斗争对象，这些人最后往往会遭到折磨，甚至被毒打致死。一个团体收集了一万个签名，要求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和诽谤罪名逮捕茅于轼。

　　公众层面的这些激烈争执，反应了党内最高层的分歧：不同派系为了推进自己的议程，或拥毛或否毛。北京一直有传言称，最高领导层中较为自由派的成员曾经建议，在未来的官方文件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将是一个打破数十年传统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举动。

　　这种意识形态之争，甚至蔓延到了受到严密控制的官方媒体。最近，被用来让干部们跟上形势、与正确路线保持一致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一连发表五篇似乎在呼吁政治改革的社评，令公众吃惊。

　　就在官员们告诉外国使节和记者们被关押的艺术家艾未未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不值得关注之际，《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却警告说，需要包容“异质思维”。这一系列社评的最后一篇指出，中国要实现稳定，就必须允许人们说话、发声，而不是去压制他们。

　　一家官方报纸的高级编辑透露，这一系列社评是编辑人员在高层默许支持下策划的。然而反击之声几乎接踵而至。5月底，《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篇社评，要求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并批评某些干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说三道四”。

　　除了对最高权力的角逐，围绕毛泽东遗产的斗争还象征着一种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的一边是主张向更为自由化的、参与式的政治体制迈进的领导层成员，一边是全盘否定西方式民主的更为强硬的一派。

　　更为自由化的一派领导层的代表人物是总理温家宝。他经常隐晦地谈到需要增强民主和包容性，一些人认为这说明他支持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虽然有分析人士相信，温家宝得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某种支持，但就目前而言，反对自由化的派系的势力正在明显增强。“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网络评论员、大学讲师万钧(音)说。“激烈的观念冲突暴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

　　这是对毛泽东继任者邓小平所发起的改革的一种直接批评。邓小平试图逆转毛泽东的很多独裁做法。在30多年时间里，邓小平的模式是管用的。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人民富裕了很多，使得他们在缺乏政治改革的情况下也大体满意。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机、西方精英国家威信受损的背景下，一些中国领导人声称，中国的发展模式代表着一套能够与西方抗衡的价值观。

　　但在内部，许多参与党内意识形态之争的人承认，邓小平模式带来的红利即将消失。他们指出很多问题，包括腐败加剧、社会不安定和收入不平等，还有严重的经济失衡、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以及党的权威受到侵蚀。

　　对于今天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无论谁能在新领导层中争得一席之地，都将面对以上这些棘手的问题。对薄熙来和其他竞争者而言，毛泽东的幽灵能提供的帮助，终究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