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年时间里，上访者的形象，少了份无助与悲情，多了戏剧性的张力。民众在这些年间，从传统上访走向“上网”和“上街”的变化过程，也折射出政府的信访机制与民众需求之间的矛盾。

　　提起“上访者”，你会想到什么？

　　两三年前，上访者的典型形象，是白天在信访局门外高举材料伸冤的人群，以及晚上在上访村的窝棚和桥洞里蹲守的身影。

　　今天的上访者，人们会记得的应是那名在镜头前口吐外交辞令的“民工讨薪发言人”苗翠花，还有在各地政府门前喊口号、烧警车的示威人群。

　　短短几年时间里，上访者的形象，少了份无助与悲情，多了戏剧性的张力。民众在这些年间，从传统上访走向“上网”和“上街”的变化过程，也折射出政府的信访机制与民众需求之间的矛盾。上访者，在网络时代不再孤独。

上网——

从网站到微博

　　在“上访不如上网”这句话流行多年以后，网络早已成为中国民众表达诉求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来，不少政府部门也都开通了网络平台，允许公众通过政府网站反映情况，但收效却不甚理想。

　　今年年初，《中国青年报》联合中青在线、天涯论坛发起的网络信访调查显示，在2471名受访者中，70.8%有通过政府网站上访的经历；但这些上访者中，近九成都对网络信访的质量感到不满，主要原因是“只有官话套话，没解决问题”以及“没有答复或答复时间太长”。73.1%的受访者表示，从未收到政府的答复。

　　无人答复也无从询问的政府网站，让大多数上访者对网站信访心灰意冷。部分上访者随即将目光转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微博。微博成为异军突起的信访平台，而于建嵘、邓飞、姚晨等名人微博则成为帮助上访者扩大事件影响力的“民间信访大使”。

　　与此同时，“拜包公讨薪”、 “娃娃讨薪”、“外交部发言人讨薪”等五花八门的另类讨薪上访方式也应运而生。独立评论员蒋兆勇向本报指出，这些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上访方式，是为了配合微博的传播特点而出现。

　　蒋兆勇说：“不是所有的声音都适合在微博上传播，往往是戏剧性的事件，才可能传播开来。譬如那个讨薪发言人，她的语气语言都是模仿外交部发言人，惟妙惟肖地产生了戏剧性效果。把讨薪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戏剧化、表演化，它的符号冲击意识可以搞得更大。”

　　这类上访者以戏剧化的情节在微博上博取注意力，再借助公共知识分子及其他微博名人的二次传播，进一步提升事件的冲击力，迫使当局不得不出面回应。原本作为社交平台的微博，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转型为政治参与工具。

　　蒋兆勇认为，微博和信访的不同在于，信访是体制内的通道，而微博是公开的、可以全民参与的通道，“一条微博发出去，就是重新进行政治定义和传播加工的过程。成千上万的人在议论，这对封闭体制的压力是很大的。它产生的影响，有时大过体制内的信件。”

　　不过，吸引眼球的上访奇招尽管速奏效，它的“保鲜期”也受到质疑。今年8月，13个农民工子女为父母讨薪的“娃娃讨薪”事件在微博传播仅4天后，拖欠工程尾款的业主就向施工方支付了30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60万新元）。但和共计2000万元的总欠款比起来，娃娃们出奇招讨到的只是九牛一毛，余下的欠款要如何追讨，成为更加严峻的问题。

　　《京华时报》的评论认为，当娃娃讨薪淡出媒体和公众的视线后，政府也很难再有介入讨薪的动力，“能不能讨到薪，恐怕就得看债主那不靠谱的良心了。”

　　奇招不一定见效，见效后也未必能持久，甚至事件在网上激起短暂的涟漪后，就又石沉大海，销声匿迹。更何况，光是要想出“奇招”，就已经让很多对网络传播毫无概念的农民工为难。诸多局限性都不由得让人反思：微博信访会是根治“信访难”的长久之计吗？

上街——

从和平上访到暴力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也纷纷开通微博，直接与网民互动。截至去年年底，已有超过2万家政府机构和官员开通微博。但这些政务微博对解决信访问题所起的作用似乎并不明显，反倒更加凸显执政者在微博时代的被动和迟缓。

　　不少上访者在诉求得不到解决时，通过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意愿，而微博则成为集结上访人员、直播上访过程的最佳工具。政府在网络时代的被动和迟缓，间接导致了“由上访到上街”的群体性事件。

　　以上个月的宁波镇海反PX（对二甲苯）示威事件来说，早在10月22日，200多名当地居民到区政府集体上访的消息就已经在微博上传播，而镇海区政府直到两天后才在微博上发布公开信回应。此时，微博上反对PX项目的呼声已是一浪高过一浪，政府对上访者的处理方法也引发民间的更大不满，最后酿成暴力冲突。

　　回顾今年以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难发现，从四川什邡到江苏启东再到宁波镇海，各地的上访行为都是借助微博得以快速传播。在政府还来不及回应时，官方的镇压手段就已被曝光和放大，“警察打死人”的传言满天飞。在网络舆论场中常处于劣势的地方政府，不仅在谴责上访群体的过激行为时缺乏说服力，就连政策也被逼得朝令夕改，有理说不清。

　　在蒋兆勇看来，地方政府不按法理出牌，导致他们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也不得要领。

　　他说：“宁波政府在事情闹起来的时候很硬，到后来又很软，说‘坚决不上PX’。什邡那个100多亿元的项目，后来也说‘永远不上’……这些政府，硬的时候太硬，软起来又毫无底线，没有程序可循。如果官方不遵守法制程序，那公众也不遵守。大家以后任何事情都到大街上解决，这个社会很容易动荡。”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在接受财经网采访时指出，催生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是社会上对政府部门及官员的怀疑和不满。为此，政府应该努力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服务型政府创建活动等。于建嵘特别强调，在重建民众政治信任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

　　蒋兆勇也认为，要解决上访问题，不光要改变上访制度，而是要进行一系列的结构性调整，其中就包括司法独立。

　　他说：“信访局的政治解决效果有限，将来应该主要还是动用司法机制来解决，公正有效的司法判决可以解决社会纠纷，避免走向暴力。要减轻社会压力，就要让司法独立，让人民有广泛的言论自由。这些都是结构性问题，不单单是搞一个微博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