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避免了重走回头路

　　不可否认，“薄熙来案件”反映了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产生机制需要在制度化和透明化上加以完善的现实迫切性。然而，如果从一种比较宏大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国人应该思考和分析的是：作为一名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一旦成功问鼎最高权力，中国将走向何方？这才是真正攸关中国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重大课题。

　　近代以来，中国进行和平建设与发展的时间极为短暂，屈指算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开始，至今也仅仅30年左右，但面临的任务却繁重而急迫、全面而深远。在外患虎视眈眈，内乱频频发作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中国需要迫切提高国力，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上，中国需要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国民素质、满足民众日益提升的权益需求。

　　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和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建设取得均衡进展殊为不易。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国家实力提升上取得了世所瞩目的巨大成就，自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任人欺负宰割的历史一去不返，在亚洲和世界政治经济舞台和国际秩序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已经崛起了！

　　但与此同时，国家崛起的意义和光芒也被国内社会阶层的断裂、贫富分化的加速、社会不正义的积累、官员大面积的腐败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急速下滑等阴影所遮蔽和削弱。对于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民众来说，国家崛起的意义难以抹平日常生活的困顿和艰辛。从这个角度上看，通过什么方式保障和发展民生、以什么方式和路径应对和处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不公和不正义，是贯穿中国未来走向的一条主线。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考量中，“薄熙来案件”所揭示的大方向及其意义就得以呈现出来了。可以想象，如果以“唱红打黑”为手段、裹挟着民粹主义噱头的“重庆模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全国推广，新一轮文革的噩梦将可能重新出现。对中国国家和人民来说，这样的可能性让人不寒而栗。

　　“薄熙来案件”也是胡温十年执政的漂亮收官之作。对中国这样有着大一统深厚传统的国家来说，中央政治稳定对国家全局的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通观历史，在中央政治稳定性和力量下降的时候，也是中国政治社会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因此可以说，通过从“薄熙来事件”向“薄熙来案件”的转变，胡温为下一届中国国家领导集体创造了一个可以预期的政治稳定局面。

一个评判中国政治人物的样板

　　依照目前的势头，只要中共在“十八大”之后，加快政改步伐，大体上可以估计，再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城市人口比例进一步提高，中产阶级进一步壮大，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逐渐单薄的趋势将不可避免，以民粹主义为土壤的各种激进政治主张也将彻底失去社会基础，到那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才能真正走上一条确定性的道路。

　　“薄熙来案件”还提供了中国社会应当如何评判一个政治人物的样板。薄熙来曾贵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员，而是一个政治人物。对这样级别的人的所作所为，应该有着不同于普通官员的评判标准。

　　几千年来，帝王统治体制在中国享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由此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清官”情结。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和民众把自身的命运和幸福生活寄托在一个清正廉明的“父母官”身上。“为民请命”、“为民做主”是几千年中国民众对官员的最高期待，也由此衍生出对官员的主要评判标准。

　　在有着世界现代化和西方文明为参照系、中国也成为民族国家的今天，评判政府官员的标准应该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对所有现代中国官员的基本要求，是建立在“权为民所赋”政治上的必然逻辑。因此，为民众办了多少实事固然可以衡量一个官员的好坏，但行使权力的程序、信念和价值观更应该是评判一个现代官员优劣的标准。

　　香港“大公网”说薄熙来有着娴熟的“西方政治学”手法，能够以“鲜明个性的政治语言、与传媒的良好沟通；更加敢于公开表达自身的政策主张、更加善于展示个人形象、更加懂得如何收集民意、更加娴熟于对媒体的利用等等”一度为其赢得较好的名声。因此，在问题披露和曝光之前，从大连到重庆，薄熙来在民间的形象和口碑似乎不错。

　　其实不然，曾是中共政治体制高层的一员，薄熙来对体制应该有着影响、改良和塑造的能力，应该在促进中国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行使自己拥有的权力、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成熟与进步。但很遗憾，在举世瞩目的重庆建设和“唱红打黑”运动中，薄熙来的所作所为都站在民主与法治的对立面。从这个角度来说，薄熙来的施政生涯若有亮点，也是瑜不掩瑕。

　　万变不离其宗。在根本上，“薄熙来案件”是权力失去制约与监督的产物。中共应当坚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毅然决然走上民主与法治的政治社会发展道路，才能避免下一个薄熙来式人物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