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历史中，五人常委是一个主流趋势（有八次党代会产生了五人常委）。最少的人数是三人（一大有三位中央局委员，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最多的人数是11人（八大）。有三次党代会产生了九名常委（十大、十六大、十七大）。把辞职、撤职、死亡后增补的常委全加上，总共有114名常委委员，除去十七次代表大会，中共历史上每次常委的平均数是6.71。 中共常委人数从三到十一不等，这与清朝军机大臣人数不谋而合。最初军机大臣仅为三人，最多时达11人。

　　从中共历史来看，无论是三人或五人常委都易于个人独裁，因为总书记只要控制两个人就可在决策中获得多数票。吸取了毛泽东的独裁的历史教训，文革后的常委制扩充为七人或九人。七人或九人常委制有利于集体领导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个人专权的局面。但是常委人数太多不利于迅速的决策，也无法统一意见。

　　常委人数增多，往往是政治派系斗争的结果。各派要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常委中，当争议不息时，就采取一个简单的方法，扩大人数，各派系都能进。往往，常委人数增多时，高层政治趋向于不稳定。例如，八大时，刘少奇的派系扩大影响，常委人数增至11人。十大时文革势力扩大，常委为九人。这都为后来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香港《明报》（2012年5月16日）有篇文章谈到政治局常委“九变七”，即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人数要从目前的九个减少到七个。这个七名常委似乎符合上述的中共历史中常委数的平均值。据说习近平建议七名常委。七个常委的好处是人少，有利于做出快速的决策。关于“七人制”还有一个说法，即胡锦涛的“团派”可在决策中掌握多数票。如果李源潮、汪洋、刘延东进入常委的话，“团派”的派系在常委中就会发挥大的作用。

　　撇开常委最佳人数到底是多少的问题，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决策体制中应该增加管外交的领导。有外交经验的领导，或者主管外交的领导应进入常委。决策体制不仅要反映内政，还应符合国际大局的需要。目前常委委员有管党务、内政，也有管宣传和公安。特别是十六大后，管政法的罗干进入常委。到十七大，管政法的中央综治委主任周永康进入常委。这在体制上反映了国内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头等大事。但是，中国常委制的缺陷之一是管外交的有关领导没有进常委。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内政治国际化，即任何国内的大问题都容易变成国际大问题。如陈光诚和薄熙来事件。与此同时，国际问题也影响到国内政局，比如欧盟的一系列经济动荡等。但是目前常委制中却没有一个管外交事务的领导，这种体制不能满足中国崛起的需要，也不符合国际社会中的决策体制。纵观西方国家的决策体制中，管外交的都是政府内阁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内阁制中，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从中共历史上来看，常委中的周恩来就主管外交，1949年以后他是总理又兼任外交部长，他的外交经验也可以直接影响决策。

作者何包钢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和政治研究学院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