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刘少奇一案，是这场动乱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少奇研究专家黄峥在查阅大量史料及亲自采访的基础上，写了《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出版），对该案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全面描述与分析。

       由于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形势、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以及他同刘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之间分歧的发展，使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多次对中央一线的工作提出批评。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进一步认为，全国的党、政、军各界混进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逐渐失去信任，因此有些重要问题不再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商量，而采用非正常的程序和手段直接处理，包括改变中央第一线领导的集体决定和处分一些高级干部。野心勃勃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挑拨离间，以售其奸。刘少奇等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显然感觉到了这种不正常局面，但又没有办法出来抵制和纠正，只有加强集体领导，多请示汇报，尽量按毛泽东的指示行事。尽管如此，仍不时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否定。

       毛泽东自1965年10月起多次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6年1月12日他在武汉对当地几个主要负责同志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由于毛泽东没有明说“中央搞修正主义”的是谁，别人又不能瞎猜，所以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不清楚也不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也就无法作出“反应”。林彪1967年5月在会见外宾时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这说明毛泽东曾经向少数人交过底，但显然不包括刘少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1966年2月2日至22日，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由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次座谈会的纪要经过毛泽东几次亲自修改。这两件事在进行过程中都有意保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

       1966年3月，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两党代表团在北京会谈。在磋商两党联合公报过程中，日共坚持要求公报中在批评苏联共产党时不要点名。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可以同意日共的要求。另外还有一件事：苏共中央来信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此研究后提出了应邀参加、坚持原则进行斗争的方案。毛泽东在听取康生对这两件事的汇报后，批评并否决了政治局常委的这两个决定。3月

       2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共宫本显治时说：“北京的同志和你们搞了个不痛不痒的文件，我看了就不舒服。”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批评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并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什么吴啥、翦伯赞，是中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毛泽东还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的谈话，不只是对彭真、陆定一的直接批评，同时表明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清算中央内部“修正主义”的革命。

       4月10日，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关起门来统一思想”（康生语）。在会上，康生、陈伯达一起大批彭真在批《海瑞罢官》以来和历史上的所谓“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一个中央通知，批判和撤销《二月提纲》。4月16日起，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并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集中到上海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的最初稿子中尚没有点彭真的名，后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修改时专门加了一段点名批判彭真的话，毛泽东同意了。从4月14日到30日，毛泽东在17天中先后8次审阅修改《通知》稿，并加写了好几段重要文字。

       刘少奇于3月25日至4月19日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这期间发生了上面所说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他都不知道。4月20日他出访回国后，立即从昆明赶到杭州，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时会议已近尾声，彭真已被点名批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已由毛泽东修改定稿，“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也已确定，只待提交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在北京召开。这时毛泽东仍在杭州，依惯例，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情况由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这种做法和以往不同。刘少奇以前曾多次主持中央高层会议讨论重大问题，都是由他本人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情况的。

        刘少奇是努力按照4月杭州会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主持这次会议的。可以明显看出他相当被动。由于彭真已被点名批判，免职势在必行。5月4日，彭真向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北京市的工作他今后不管了。刘少奇、邓小平当然只有同意，并决定由李雪峰代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提交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在5月16日通过时一字未改。本来在会议讨论中也有人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文字方面的意见，但陈伯达、张春桥等借口毛泽东已审定而坚持不让改，所以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地付诸通过。刘少奇或许感到这是一种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表现，却又无可奈何。他在文件通过时说了这样几句话：“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大家意见还是不改好，不如原来的好。”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即5月26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发言。他主要讲了对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的理解，并且用很大的篇幅作自我批评，历数了自己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错误。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的同时，会外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报刊上接连发表气势汹汹的批判文章，有的文章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发表的。《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和处分彭、罗、陆、杨的情况正通过小道消息在社会上流传。人们明显地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在日益逼近。

       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是否就是指刘少奇？笔者认为不是。

        《五·一六通知》一开始是为批判《二月提纲》而起草的。在毛泽东最初修改的稿子上，还没有点彭真的名，所以在他加写的几段话中，都是用“他们”“提纲的作者们”等代名词来暗指彭真。笔者认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也属于这种情况，也是暗指彭真等人的代名词之一，在用语上则是沿用了1964年7月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指示（即在《九评》中加写的一段话）中的提法。毛泽东在这一指示中说：“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显然，这一指示根本不可能是针对刘少奇的，因为这段时间毛泽东对刘少奇并不怀疑。最明显的证据是：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何况，《五·一六通知》从正式通过到最初的传达贯彻，都是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进行的。如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毛泽东便不可能这样做。在当时，无论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还是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并在这期间同毛泽东最接近的康生、陈伯达等人，都认为是指彭真，谁也没有怀疑到刘少奇头上。刘少奇1966年5月18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时向他通报说：“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贺龙5月19日在大会发言中对彭真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康生也在这天的大会上指责彭真说：“你就是这样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康生在发言中还主动检讨自己在1931年写了反对刘少奇文章的错误，并颂扬“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一年之后的1967年5月19日，张春桥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还承认：“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觉得“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运动造成的印象。最早点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刘少奇的，是戚本禹。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用责问的口气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发表吹捧这篇文章的社论，题目就叫《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5月18日，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更加明确地说：“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被广大群众揭露出来了。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在报刊批判尚未公开点刘少奇名字的情况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文件、文章一直把“中国的赫鲁晓夫”作为刘少奇的代名词。人们对此得出了强烈的印象。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6月1日，毛泽东没有通过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下令将康生送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其后短短几天，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造反浪潮在全国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这时，毛泽东仍在外地。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使他不得不处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显然缺乏思想准备，对毛泽东的意图也不清楚，因而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他曾在一些场合多次表露过自己的这种困惑心情。1966年6月20日他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情况汇报时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7月2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本文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3月2日第12版，作者：黄峥，原题：《“中国的赫鲁晓夫”最早不是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