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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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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老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是直接参与领导我国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1978年以后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少数健在者之一。近年出版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以下简称“《自述》”)，是杜润老在耄耋之年，对他参与领导农村变革的决策和实践的回顾与反思，是作者的亲历、亲闻、亲见。这部著作对于了解中共高层的决策过程、不同意见的争论、农村历次变革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等等，都有不加粉饰和避讳的真实叙述，披露了一些少为人知的真情，澄清了一些长期被误传的史实。
■突破了当代史、回忆录、口述史写作中的种种陈规陋习
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到1978年以后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涉及中共高层多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诸多领导人物。在当代史的写作、回忆录、口述史等著作中，长期形成一种陋习，其具体表现为:其一，凡被认为犯了错误的人，其人在史书上就不能再以正面形象出现；其二，凡属正面人物，也不能提及曾犯有何种错误；其三，凡健在的人物，或本人早已仙逝，但子孙后代均在，其人其事也必须多有避讳；其四，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因历史上曾有定论，为保持一致，也不能表述与之不同的意见；等等。杜润老《自述》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作者突破了这种种陈规陋习，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一如实道来。
重要一例是讲了林彪。事情发生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决议明确提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则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这时，华中、华南地区正在解放或尚待解放。如何把握当前的工作重心？杜润老谈到他向林彪提出这些问题后，林彪认为: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广大的新区。从长远看，基本上可以说是城市带动农村，但眼前还是应该首先解决乡村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因而工作重点应该首先放在农村。林彪提出在广大新区工作重心仍应放在农村的思想，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肯定，并要求其他各大新区也都照办。其二，在土改以后，如何恢复经济？林彪提出:农村搞土改，这是工作重点。但恢复经济靠什么？应该抓抓商业。他指出，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农民不能接受军事共产主义，可以接受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因此，恢复城乡交流，要抓商业。邓子恢也同意这个意见，并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据说，刘少奇表示不支持，批评邓子恢“拜倒于资产阶级脚下”，是“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关于林彪历史上在军事方面的功绩，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提及，但他在政治方面值得记上一笔的事情，却因为研究者有所顾忌而很少被提及。
■披露了很多重要事实，澄清了一些长期被误传的史实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是当代中国史中的一件大事，直接影响到此后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杜润老对这段历史所作的追述，无疑具有重要价值。《自述》披露和澄清了很多重要事实。如:土地改革，专门谈了“放手”和“防偏”的两难决策。指出，1947年的土地会议提出的两条要求:一是走贫雇农路线，二是要纯洁队伍，整干部。因此造成“左”的偏差。特别是对群众的过火行为，采取纵容态度，一切群众说了算。“搬石头”斗干部，结果几天工夫就打死了一批基层干部。“晋绥、冀鲁豫最厉害，如晋绥领导干部刘亚雄、牛荫冠的父亲，都是开明士绅，一直支持我们，本想保护一下，但就是通不过。有些地方群众乱杀人，反映了部分群众怕变天的心理，怕报复，因此不斗则已，斗则斗死。”关于旧中国的土地占有状况，长期流传的“经典”说法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总量的70％~80％。作者根据近年来重新整理的调查数据，指出: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不到50％，而不是一向所说的70％~80％；地主占有的土地不到总量的40％，其人口约占5％。纠正了错误的传统说法。又如:叶剑英因广东土改有关华侨政策受到毛泽东误解的真实情况；邓子恢“四大自由”的由来；1953年到1955年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两人碰撞的个人因素及分歧的实质所在，都有详细叙述。
尤其是关于1955年夏季，邓子恢与毛泽东的争论，远非以往史书中写的那么简单。指出，邓子恢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的争论是两次，而非一次。在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对这之前的争论，因邓子恢在会上做了检讨，并提到今冬明春105万个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毛泽东在8月1日会议结束时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但在8月3日这一天(不是人们相传的7月31日会议之前)，毛泽东再次找邓子恢谈话，又为合作社的发展指标问题发生了争辩。杜润老说:毛提出合作化速度可以再快一点，100万个再添30万个，搞130万个合作社，即由翻半番改为翻一番，看怎么样？邓说回去考虑考虑。当晚，邓再去见毛，讲干部与群众思想都准备不够，应该巩固一批发展一批。应当以苏联为鉴，苏联集体化时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00万的数字是反复商量、经中央同意才定下来的，我们争取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超过，不要再修改了。“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百万就行，多30万就不行？我看不见得。觉得邓说的那些根本不是理由，是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混淆了，因此认为是路线问题。”于是，才有8月26日毛泽东关于停止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指导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工作的批示；才有毛泽东认为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的说法；才有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所以，杜润老特别指出:“现在人们看到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是经过两次修改的，10月发表的并不是7月31日报告的原文。其中，新补充了许多问题，如批评我们从富农、富裕中农立场出发，批评惊慌失措，批评下马、上马一字之差，关于办大社和高级社，肯定了苏联集体化是成功的(这点是专门针对邓子恢谈话的)等。”
对邓、毛碰撞的个性因素，杜润老分析说:邓子恢是知识分子出身，熟悉民间风俗情况。遇事比较讲求实际，很少教条。对毛泽东尊敬但又不搞个人崇拜。思想上无私无畏，肚子里有话就说，少有保留。毛泽东是不能被激的，他认为可行的大事，你越坚持说不行，他越不相信，更加激活他积极的反向思维。杜润老同时认为，邓、毛碰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认识上的分歧——“实质上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认识分歧”。
杜润老对在这场争论中所作的多次检讨，极其坦诚地说道:“在当时背景之下，邓子恢和我本人，在经过一场争论之后，是接受了毛主席主张的，以此为逻辑前提，做出一系列检讨，并非违心之举。”
■如实叙述了1978年以后农村体制变革逐步突破认识障碍的过程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决策的重要参与者，杜润老在自述中详细叙述了1978年以后农村体制变革逐步突破认识障碍的复杂过程。1979年初，杜润老奉命重新回到农口，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任重为主任)。对此时中央何以调他回农口工作，杜润老以1955年安子文批评他“右倾”的话自嘲: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当年对集体化农业的体制应否进行变革，由于受到原有认识的局限，中共高层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最为突出的，就是能否实行“包产到户”。杜润老身临其境，书中对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等领导人先后态度的转变过程；胡耀邦当时的难处；邓小平何时表态；“独木桥”和“阳关道”一说的由来，都有极其具体生动的记述。
(1)关于华国锋、李先念和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最初都持反对态度。
杜润老说，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惟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一次在向李先念汇报内蒙古自治区搞“口粮田”的问题，杜润老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但没有说禁止。”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3月15日。华国锋到会讲话，“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到不要‘一刀切’。”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王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杜润老说:他们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此后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有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
杜润老认为:“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后来，思想也有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任重调离农委，离任前与杜润老恳谈，王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途还是应坚持集体化。杜润老在与李先念交谈后，李也表示:“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此后，三人不再坚持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2)在1979年那个时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态度也比较谨慎。
杜润老说，一次他带着为中央起草的农村工作安排意见去见胡耀邦，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润老评论说:“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
(3)碍于多数的反对意见，邓小平也是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态。
关于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人们见到的是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的一次谈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润老说，在1979年那次中央会议上，由于华国锋、李先念先后表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但是邓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杜润老认为:“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做准备，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向邓小平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第一次正式表态。
(4)“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尽管有了邓小平的明确表态，但在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杜润老说:“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次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正是依据这个精神照顾两方面意见的妥协产物。“阳关道”与“独木桥”也成了这场争论留下的一句名言载入史册。
涉及党内高层不同意见的争论，能像杜润老这样直呼其名，如实记述，把事实真相留给后人，确实不易。这是一种精神——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
最后想指出的是，书中多数提到“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如今的年轻人要搞清这是何许人，大概都要到工具书中去对号入座。我想这绝非杜润老的原作所为，而是出书的中间环节受到某种干预的结果。在此，不能不为杜润老表示遗憾。
■突破了当代史、回忆录、口述史写作中的种种陈规陋习
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到1978年以后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涉及中共高层多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诸多领导人物。在当代史的写作、回忆录、口述史等著作中，长期形成一种陋习，其具体表现为:其一，凡被认为犯了错误的人，其人在史书上就不能再以正面形象出现；其二，凡属正面人物，也不能提及曾犯有何种错误；其三，凡健在的人物，或本人早已仙逝，但子孙后代均在，其人其事也必须多有避讳；其四，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因历史上曾有定论，为保持一致，也不能表述与之不同的意见；等等。杜润老《自述》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作者突破了这种种陈规陋习，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一如实道来。
重要一例是讲了林彪。事情发生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决议明确提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则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这时，华中、华南地区正在解放或尚待解放。如何把握当前的工作重心？杜润老谈到他向林彪提出这些问题后，林彪认为: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广大的新区。从长远看，基本上可以说是城市带动农村，但眼前还是应该首先解决乡村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因而工作重点应该首先放在农村。林彪提出在广大新区工作重心仍应放在农村的思想，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肯定，并要求其他各大新区也都照办。其二，在土改以后，如何恢复经济？林彪提出:农村搞土改，这是工作重点。但恢复经济靠什么？应该抓抓商业。他指出，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农民不能接受军事共产主义，可以接受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因此，恢复城乡交流，要抓商业。邓子恢也同意这个意见，并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据说，刘少奇表示不支持，批评邓子恢“拜倒于资产阶级脚下”，是“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关于林彪历史上在军事方面的功绩，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提及，但他在政治方面值得记上一笔的事情，却因为研究者有所顾忌而很少被提及。
■披露了很多重要事实，澄清了一些长期被误传的史实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是当代中国史中的一件大事，直接影响到此后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杜润老对这段历史所作的追述，无疑具有重要价值。《自述》披露和澄清了很多重要事实。如:土地改革，专门谈了“放手”和“防偏”的两难决策。指出，1947年的土地会议提出的两条要求:一是走贫雇农路线，二是要纯洁队伍，整干部。因此造成“左”的偏差。特别是对群众的过火行为，采取纵容态度，一切群众说了算。“搬石头”斗干部，结果几天工夫就打死了一批基层干部。“晋绥、冀鲁豫最厉害，如晋绥领导干部刘亚雄、牛荫冠的父亲，都是开明士绅，一直支持我们，本想保护一下，但就是通不过。有些地方群众乱杀人，反映了部分群众怕变天的心理，怕报复，因此不斗则已，斗则斗死。”关于旧中国的土地占有状况，长期流传的“经典”说法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总量的70％~80％。作者根据近年来重新整理的调查数据，指出: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不到50％，而不是一向所说的70％~80％；地主占有的土地不到总量的40％，其人口约占5％。纠正了错误的传统说法。又如:叶剑英因广东土改有关华侨政策受到毛泽东误解的真实情况；邓子恢“四大自由”的由来；1953年到1955年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两人碰撞的个人因素及分歧的实质所在，都有详细叙述。
尤其是关于1955年夏季，邓子恢与毛泽东的争论，远非以往史书中写的那么简单。指出，邓子恢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的争论是两次，而非一次。在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对这之前的争论，因邓子恢在会上做了检讨，并提到今冬明春105万个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毛泽东在8月1日会议结束时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但在8月3日这一天(不是人们相传的7月31日会议之前)，毛泽东再次找邓子恢谈话，又为合作社的发展指标问题发生了争辩。杜润老说:毛提出合作化速度可以再快一点，100万个再添30万个，搞130万个合作社，即由翻半番改为翻一番，看怎么样？邓说回去考虑考虑。当晚，邓再去见毛，讲干部与群众思想都准备不够，应该巩固一批发展一批。应当以苏联为鉴，苏联集体化时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00万的数字是反复商量、经中央同意才定下来的，我们争取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超过，不要再修改了。“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百万就行，多30万就不行？我看不见得。觉得邓说的那些根本不是理由，是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混淆了，因此认为是路线问题。”于是，才有8月26日毛泽东关于停止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指导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工作的批示；才有毛泽东认为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的说法；才有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所以，杜润老特别指出:“现在人们看到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是经过两次修改的，10月发表的并不是7月31日报告的原文。其中，新补充了许多问题，如批评我们从富农、富裕中农立场出发，批评惊慌失措，批评下马、上马一字之差，关于办大社和高级社，肯定了苏联集体化是成功的(这点是专门针对邓子恢谈话的)等。”
对邓、毛碰撞的个性因素，杜润老分析说:邓子恢是知识分子出身，熟悉民间风俗情况。遇事比较讲求实际，很少教条。对毛泽东尊敬但又不搞个人崇拜。思想上无私无畏，肚子里有话就说，少有保留。毛泽东是不能被激的，他认为可行的大事，你越坚持说不行，他越不相信，更加激活他积极的反向思维。杜润老同时认为，邓、毛碰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认识上的分歧——“实质上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认识分歧”。
杜润老对在这场争论中所作的多次检讨，极其坦诚地说道:“在当时背景之下，邓子恢和我本人，在经过一场争论之后，是接受了毛主席主张的，以此为逻辑前提，做出一系列检讨，并非违心之举。”
■如实叙述了1978年以后农村体制变革逐步突破认识障碍的过程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决策的重要参与者，杜润老在自述中详细叙述了1978年以后农村体制变革逐步突破认识障碍的复杂过程。1979年初，杜润老奉命重新回到农口，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任重为主任)。对此时中央何以调他回农口工作，杜润老以1955年安子文批评他“右倾”的话自嘲: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当年对集体化农业的体制应否进行变革，由于受到原有认识的局限，中共高层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最为突出的，就是能否实行“包产到户”。杜润老身临其境，书中对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等领导人先后态度的转变过程；胡耀邦当时的难处；邓小平何时表态；“独木桥”和“阳关道”一说的由来，都有极其具体生动的记述。
(1)关于华国锋、李先念和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最初都持反对态度。
杜润老说，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惟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一次在向李先念汇报内蒙古自治区搞“口粮田”的问题，杜润老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但没有说禁止。”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3月15日。华国锋到会讲话，“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到不要‘一刀切’。”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王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杜润老说:他们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此后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有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
杜润老认为:“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后来，思想也有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任重调离农委，离任前与杜润老恳谈，王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途还是应坚持集体化。杜润老在与李先念交谈后，李也表示:“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此后，三人不再坚持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2)在1979年那个时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态度也比较谨慎。
杜润老说，一次他带着为中央起草的农村工作安排意见去见胡耀邦，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润老评论说:“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
(3)碍于多数的反对意见，邓小平也是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态。
关于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人们见到的是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的一次谈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润老说，在1979年那次中央会议上，由于华国锋、李先念先后表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但是邓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杜润老认为:“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做准备，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向邓小平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第一次正式表态。
(4)“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尽管有了邓小平的明确表态，但在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杜润老说:“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次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正是依据这个精神照顾两方面意见的妥协产物。“阳关道”与“独木桥”也成了这场争论留下的一句名言载入史册。
涉及党内高层不同意见的争论，能像杜润老这样直呼其名，如实记述，把事实真相留给后人，确实不易。这是一种精神——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
最后想指出的是，书中多数提到“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如今的年轻人要搞清这是何许人，大概都要到工具书中去对号入座。我想这绝非杜润老的原作所为，而是出书的中间环节受到某种干预的结果。在此，不能不为杜润老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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