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

朱厚泽

　　朱厚泽，曾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十二大中央委员，因病于2010年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1985年，中央决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不再兼任中宣部部长。此后，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调任北京，担任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五任中宣部部长（前四任为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

　　在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朱厚泽最为人称道的，是提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三宽”主张。自1986年3月起，他分别在音乐家协会、出版家协会等文化界会议上，强调宽松与和谐，直至同年7月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全面阐述“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主张，为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决议》、布局全面改革开放营造氛围。其间，在朱厚泽的主持下，平息了历时半年、影响波及国内外的“马丁事件”风波（详见财新网《马丁事件始末》）。

　　由此朱厚泽成为继胡耀邦之后又一位深得民心的中宣部部长—虽然他的任期只有17个月，但他善用了这17个月。

　　离开中宣部长一职后，朱厚泽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等职。1989年卸任之后，他读书思考，行走民间，求知求真。近年来，他提出“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这被看作是对“三宽”主张的延伸和超越。

　　 ——编者

上任没有“三把火”

　　我是“文革”结束后第五任中宣部部长。1985年7月我离任贵州省委书记一职，来北京出任中宣部部长的时候，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势已不可阻挡，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另外一方面，僵化、半僵化的思想还很有势力。这两种力量正在激烈冲突着。

　　我离开贵州到北京，没有到中宣部报到，直接被拉到北戴河开会，会后才到北京赴任。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我都没有公开讲话。我当了半年中宣部部长，不讲话，也不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到了年底，耀邦问我：“怎么样，来了半年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反映就是说我这个人“没有动静”，一般的部长来了以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这人来了以后不吭不哈的怎么回事呀？耀邦说：“逐步的要放开一点。”后来，他又叫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儿，准备个报告提交给书记处讨论，讨论以后我们大家支持你。放开一点干嘛。”

　　我想，如果把我的观点和盘端出，整理成报告送到书记处讨论，可能不容易通过。

　　其实，不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也是有理由的。因为1986年党中央的日程就是一件大事：秋天要召开六中全会，讨论制定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这个大日程是1985年就定了的，耀邦亲自主持起草这个文件，而且要召开中央委员会、中顾委、中纪委三个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讨论这么一个全党的重要文件。

　　我说，这就是全国最高规格的宣传工作会议，宣传工作不讨论这个还讨论什么？这是最大的宣传工作，最大的意识形态会。既然这一年要开这个会，那么中宣部作为党中央的一个工作机构，一个部门，当然不宜再另外提出全局性的问题去进行讨论。只能围绕着中央起草和制定这个文件，做一些上下沟通的工作，把下面的情况反映给中央，把中央起草过程中的意图传达给大家，共同为制定好这样一个文件服务。我的理由就是这个。

　　我来北京以前，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已经很激烈了。一个主要的事件，就是1984年12月召开的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要选举作协领导机构。有关部门名单磨了一年，事前都安排好了，等到给书记处会议汇报的时候，张光年（编者注：当时的作协书记处书记）问，这个名单是指导性的还是指令性的？如果是指令性的，那我们就动员党员按这个选了。如果是指导性的，那么可以告诉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名单，让大家考虑。

　　胡耀邦回答：“既不是指导性也不是指令性，是无效性。”作家还不会自己选吗？让你替人家搞名单？万里也说了类似的意思，把那个名单给推翻掉了。推翻了以后让作家自己选，一选把某些人全选掉了。这下就惹火了嘛。

　　我还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有位年轻的贵州省委副秘书长到中办参加一年的调研，其间写了封信给我。信中就谈到，参加中办调研工作时，听说上面有些人对意识形态领域非常不满意。一个是对作协代表大会很不满意，一个是对《红衣少女》评奖不满意。据说当时在成都发奖时，有一大堆追随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粉丝”，捧着那些演员从四川成都一直闹腾到乐山，“不像话”，当时新华社用内参反映了这问题，不知哪个领导人有很重的批示。

　　我长年在贵州，对这些本来只是当新闻听，知道点北京的事情，没想到会跟我有什么关系。结果叫我来北京管中宣部。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呀。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的意识形态管得太僵化了，应该进一步改革突破。所以我来之前，贵州有人认为我是“升官”，而我说是“跳火坑”呀。

　　我到中宣部以后，更感觉到当时对意识形态管得太死。在书记处会上甚至对电影家评出的《野山》获奖都要议论甚至反对。《野山》写的故事，两兄弟，老哥比较保守，在家种地，老弟比较开放，出了山到外面做生意。嫂子是比较开放的，弟媳妇是比较保守的，在家里。结果嫂子跟弟弟出来又是做生意又是搞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好上了，那两个在家里的也好上了。那部电影反响很大，大家都说不错。（编者注：《野山》根据贾平凹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获得了1986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录音、最佳服装奖项，为第一部荣获该奖六项奖项的电影。该片还获得1985年广电部优秀故事片奖，法国南特第八届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

　　还有《文革十年史》的出版。有人发了脾气，写了一封信告到耀邦那儿。上面有领导找到我，最后说到这个程度：“实在不行，你们中宣部拿钱把它买来全部销毁。”呵呵，要搞焚书啊？哪能这样搞法！其实耀邦的批示非常有分寸：“任何历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写的。但是，这段历史距现在太近，牵扯到好多人，所以对这个问题要慎重。”耀邦对发脾气的人不满意。

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

　　“三宽”，也就是“宽松、宽容、宽厚”。我第一次讲到这些想法，是1986年3月8号在全国音协召开的全国理事会上，是对音乐家们讲的。地点是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饭堂，参会人围坐在吃饭的圆桌子旁。记得当时我拉了周巍峙、高占祥（编者注：周、高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等人一起去，我说人家音乐家在开全国理事会，和咱们都有关系，一起去看看他们嘛。那天下午会议厅可能有别的人在用，所以只好在饭厅里开会，就在他们当中，我说到了“宽松”。

　　那天现场就几十个人。我本来是想听他们的意见，结果他们说，我们的东西都在会议简报里，到时给你一份。他们说：“你说一点嘛。”这样，就用聊天的方式讲出来了。这个东西《文艺报》的记者文春做了详细记录，她整理后非要发不可（《文艺报》是文联和作协的机关报），把稿子给我看，我觉得她还真是抓住了要点。我做了些修改，便放下来了，没有发。后来他们就来催，我说不发行不行啊？交换意见嘛，当时也没稿子，就是随口谈的。结果后来他们还是坚持要发。那好吧。这样《文艺报》的头版头条发了这篇东西。她告诉我《文艺报》全国发行量很少，没有多少份。就这样发出去了。

　　一个是文艺家下去传达，一个是报纸发行了。各方面听到这个发言以后反应很强烈。书记处里面的人反应最强烈的是谁呢？万里。万里这人讲话非常带感情，不但赞成，还在书记处开会时指着xxx说：“你就说不出这些话来。”习仲勋他们也都很赞成。

　　就在音协那个会的第二天，3月9日，我去参加出版家协会的代表大会，那个会我完全没准备讲话，结果去了他们叫我讲。我说你们是闭幕式，我是来看看大家的。他们说不行啊，大家都坐好了等着你来讲呢，讲一点吧。于是在这个会上我又讲了一通，也是没稿子的讲话。两天时间讲了两次，这次比第一次讲的还要长。我当时提出，学术界、文艺界、出版界在向前开拓、探索、发展中，遇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答案，需要创造一种比较和谐的气氛，比较协调的气氛，形成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有利于不同意见的探讨，不同观点的争论，有利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

　　我有个比喻，电磁波的波谱宽得很，我们能听见、看见的就只是其中一小段，其他正在开发的波段多得很。思想文化产品我想更是这样，有不同的层次。对于有损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文明进步，甚至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后果的东西，我们要通过国家的法律明确地加以制止。但这一面不能搞得很宽，宽了只能是禁而不止。对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要用讨论批评的办法来解决，不能随便治罪。

　　大概过了一个月，杜导正（编者注：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把我拉到八大处北京军区招待所，他正在开《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又要我在那儿讲，结果我又在那里讲了一段，那天可能讲得更多一点儿。后来杜导正用录音整理出一个详细的记录稿给我，我改完以后就把它扣下了。杜导正跟我要，他说我们在报纸内部发一下行不行？我说你还是别发了。那篇东西现在还在我这里。

　　那个讲话讲的面就更宽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讲到我们原来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一个大机器，它通过一个总发动机、齿轮、皮带环，把所有的环节都连到这个大机器上一起同步运转，这个是我们最理想的模式。为什么说它不行？因为这种“大机器”体制只要有一个齿轮甚至一个螺丝钉出了问题，往往就会影响整个“大机器”的运转，显然这是不可取的。我们所需要的，应该是各个环节各个部件都具有自主发展能力的体制。

保持弹性与柔性有利于发展

　　这几个东西分别传出去以后，各方面反应都很强烈，当时的主管领导看法也不很一致。对这种局面，我不公开争论，低调处理，反正是个人意见，大家在酝酿中嘛，六中全会最后要定文件，忙什么呢？另外一个，我坚持了我的观点，后来在1986年7月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把三个“宽”连在一起讲。原来主要讲到宽松，或宽松、和谐，这一次我把三个“宽”连在一起讲。我说：

　　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你注意我这段话，我不光讲思想文化上的宽松问题，我讲到小至家庭关系，夫妻、父母、子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宽松都会好一些。2005年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时，我也提出：“纪念耀邦，我的思绪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呼唤阳光政治。”这与当年讲的是一脉相承的，也大致上代表了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心声。

　　我讲了这些话，没有准备见报。文化部有一个报纸叫《中国文化报》，等于是行业报纸。他们说要刊登，我说你们的报纸发行多少份？他们说就几千份，等于是系统内部的报纸。我说，那好，你们要登就登吧。结果刊登之后，《人民日报》的人看到了，也不跟我说，也不跟他们当时的社长钱李仁说，直接在理论版就发了一个摘要，大概占了三分之一版面，题目叫《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发表的时候是8月11日，我跟钱李仁在北戴河开会，早上一拿《人民日报》，已经发了。

　　我本来不愿意用很公开很正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观点。这篇文章让各方面议论纷纷。说好的和不赞成的都有。其实，我在音协的讲话，只有《文艺报》发了。后来由于胡启立在上海讲话，总体上是支持的，好几个报就陆续转载《文艺报》上的那篇东西。我在出版家协会的那个讲话，出版局的一个公开刊物发了，后来《读书》杂志又发了（1986年6月号），地方上的一些报刊也在转载。另外我在小会上的讲话他们也到处发，比如那一段我讲过：鸦雀无声不行嘛，也不可能嘛，我们要学会“在议论纷纷中正确引导，在众说纷纭中择善而从”，也到处发。

　　反正那段时间我讲的比较多，因为我不是整成体系的来讲，不是说准备个报告出来，都是东一点儿西一点儿，这里讲一点儿那里讲一点儿，就把这个思想给传播开了。但《人民日报》发了以后我就没再讲了。

　　当时我的这些话我从来不发文件。我不是现在来讲这话，当时我就区分这个东西。开宣传部长座谈会，有些人说，“你讲了很多话了，我们在别的报纸上、刊物上都看到了，也都听他们说了，你都不发给我们。”我说发给你们也可以。我就把中宣部办公厅副主任崔万云找来，安排打印宣传部长座谈会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胡启立的讲话，还有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以及邓力群的指示，然后是参考材料。参考材料里朱厚泽在哪儿的讲话，朱厚泽在哪儿的讲话。这样，明确地把它分成两个东西，也就是说，我的讲话是参考性的。但是这些讲话传播很宽，引起的反响很大。

　　（根据朱厚泽2008年5月与郑仲兵、窦海军、李宇锋谈话录音整理，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