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官方立场转到人民的立场上，较前站得更高，思想境界更宽。他所谓反对政治垄断，就是反对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倡民主宪政

冯兰瑞

　　厚泽是我的同乡，小我11岁，不该先我而走了！我又一次感受痛失知己的哀伤。这不禁让我想起厚泽的几件往事。

倾全力为贵州平反“四清”大冤案

　　我与厚泽相识于“文革”后期。1974年8月，我因私外出，去了趟西双版纳。返京途中，为探视老母，回到阔别28年的故乡贵阳，住在五弟世型家。一天，世型带了一位客人来家，是他清华中学时的同学朱厚泽。五弟介绍说，他们是20多年的老友，“通家之好”，两家孩子们形同姐妹。

　　除了两个老同志秦天真、徐建生（都是我舅父谢凡生在地下党时期的战友），我在家乡没有什么朋友，当然高兴与厚泽结识。在短暂相聚的几天，我们一起游览了家乡名胜，听到了不少家乡的情况，增长了些历史知识。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听到1964年贵州“四清”时期的真实情况，甚为震惊。

　　过去只听说，中央认为贵州的班子“烂了”，指派钱瑛大姐带了几百个干部去整顿，省委书记免了职。但当年我们远在东北边陲，不可能了解详情。没想到十年后在老家见到了当事人——原市委宣传部长朱厚泽，他特地来向我反映，才知道实情：所谓“四清”竟是一个大冤案，长期没有平反。厚泽希望我回京后找机会向中央反映。

　　厚泽说，1964年“四清”运动中，从省委开始到市委以下，各级负责干部全被撤职，成为“下台干部”，普遍受到党内处分。除了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其他全都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工资被扣，只发生活费。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成了“反革命”，关进监狱。常务书记夏页文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给厚泽做的结论是“修正主义在党内代言人”，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生产队监督劳动八年。

　　我回京后立即向李昌反映了贵州冤案问题，他也未免吃惊：“原来贵州‘四清’是个冤案，涉及几百个干部、群众，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省的问题。必须找机会向中央反映！ ”

　　1976年11月“文革”结束，我们都已分配工作，李昌同胡耀邦一起到了中科院。我分配到国务院政研室。我想，许多老同志都重新工作了，我家乡的大冤案怎么办？大批整错了的干部还悬在那里，处境困难。我再次同李昌商量。他考虑了一下说：让厚泽他们写个材料来。我立即转告厚泽。大约在1977年夏秋，朱厚泽同夏页文来到我家，送来要求为贵州此案平反的材料。李昌马上把材料转送给了耀邦。

　　1978年，朱、夏二位又来京找到李井泉家。李事先约来了当时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厚泽向马力汇报了贵州1964年“四清”的严重情况，陈述受错误打击的大批干部群众现实的困难处境，李井泉也转述了耀邦的意见，促使马力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以后，通过李昌和李井泉多方活动，贵州“四清”冤案终于做了结论。厚泽和夏页文为给贵州“四清”冤案平反，不辞辛劳奔走数年，终于有了结果。

艰苦卓绝的中央宣传部长

　　贵州“四清”冤案平反，“下台干部”得到使用，厚泽也分配了工作。

　　一开始，他在市委书记徐建生领导下搞建设，对市里原来设想在周围山上建房的计划提了一个相反的原则性意见：“树林上山，房屋落地”，为徐建生所接受，从而既保护了贵阳的生态环境，又解决了居民的住房问题，造福于家乡人民。这八个字，至今仍然是贵阳市遵循的建设原则。

　　随后的几年，他担任过贵阳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市委副书记、书记。1981年到中央党校学习。1983年8月任贵州省委书记。1985年3月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这年7月，中央就决定调他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不过厚泽来到北京就职，大约已是9月份。

　　厚泽到京之后曾来看望我和李昌。我问他，早就听说你要到中宣部，怎么这会儿才来？他说七八月间中央同志都在北戴河，让他先去北戴河再到北京。

　　厚泽任中宣部长，朋友们都很高兴很欢迎。但很快就都感到，他这个部长难当，且不是一般的困难，而会是当得很艰苦。我当时就有这种感受。

　　先说个小故事：就在他到中宣部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一天，理论局的熟人郑仲兵陪同他们的局长理夫与韦典华专门来看我，向我打听他们新部长的电话，说想找部长汇报汇报，但不知号码没法找。我大为惊奇，马上把厚泽留给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

　　过了没几天，又一位同志来拜访，也是来打听中宣部朱部长电话的。这位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我过去不认识的。

　　后来听说，国庆节后，中宣部才给部里和各单位发送了包括朱厚泽的新电话簿。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闻！封锁部长电话也就是封锁部长，给他的工作制造困难。中宣部办公厅好大的胆，竟敢封锁部长电话？我感到此举不简单。以后我才明白，“电话事件”只不过小菜一碟，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

　　厚泽到中央任宣传部长，适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间歇时期，表面看去还算平静，实际上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形势非常紧张。

　　我们见面那天，我向他介绍了一些思想理论界的情况，侧重谈了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以思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开始，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束，胡乔木说，（理论界）与他们“分道扬镳”；邓力群当了中宣部长后，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2至1984年，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被撤职、赶出北京；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写作班子—理论研究室被搞垮；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人民日报》正副总编辑胡绩伟、王若水被撤职……还要撤销马列所，是我们给邓小平、胡耀邦写了两封信才保住。1985年形势特别紧张，这与年底至年初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由于实行了耀邦主张的民主选举，上面安排的候选人，包括贺敬之（中宣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在内全部落选，巴金当选为主席，刘宾雁当选副主席。此事让老“左派”怀恨在心，中央高层也非常不满。

　　事实上这种不满早已发生。1981年因为不主张继续批白桦的《太阳与人》受到批评，他不得不有所“改正”，遂于8月3日召开了一次以批白桦为主题的思想战线座谈会。耀邦在开幕式上讲话批评了中央对文艺界、思想理论界的领导软弱涣散。我一听就明白这实际是他的自我批评。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后，刘宾雁、方励之等到处作报告，非常活跃，老“左”们不满，也归咎于耀邦，增加了小平对耀邦的不信任，加之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挑拨，最后逼他辞职。这是后话。

　　厚泽说他来京前，对于北京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张形势已有所闻。有人说他调中央是“升官”。他自己则说是“跳火坑”。

　　9月见面那天，我对他讲了这些年北京思想理论界的风云和坎坷。之后又同他去拜见于光远。他们一见如故，谈了一个下午，主要是听光远介绍中宣部的历史。到了晚饭时间，我先告辞走了，他们还在谈。

　　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充满矛盾的紧张形势下，厚泽来到中宣部工作，促成了他著名的“三宽”论。他在一个访谈中说到“三宽”提出的背景：一是，他“到中宣部以后，更感到我们对意识形态管得太死”，太具体。中央书记处对一部电影、一篇影评、一本书的事情都要管，开会讨论。他举例说，书记处会议决定要把严家其、高皋写的《文革十年史》销毁。他觉得对这类问题还是宽松些好。再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引起的争论。这是一个涉及整个党的意识形态方针的文件，耀邦亲自主持起草。他参加了几次讨论这个文件的会。耀邦要往前走，而一些人要往后退。先是在北戴河讨论，就要不要写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争论激烈。后来在六中全会讨论通过时，陆定一再次要求删除那句话，结果邓小平出来讲：“我提出来反自由化，我最坚决，我讲的最多，至少还要反二十年……”反自由化还要20年，这是厚泽不赞成的，他主张还是宽松和谐些好。

　　就是在这种环境条件下，逐渐形成了他的“三宽”观念—“宽容、宽厚、宽松”，这与当时中宣部要克服软弱涣散、收紧意识形态是不相容的。他当然不可能针锋相对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但又坚决不能动摇妥协。他只能另辟蹊径。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他做到了，胜利了。他是怎样走过来的？他说，到任近半年不讲话，一不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二不发文件，三不作正式报告，而是“东说一点，西说一点”，借参加各种会议的机会即席发言（从来不用讲稿），随便谈谈，就这样将自己的观点一点一点地说了出去。

　　我认为这就是鲁迅当年讲的“韧性的战斗”，这种战斗需要有高度的智慧和耐力。正如韩刚说的：“在特殊的政治格局下，朱厚泽有自己的智慧和策略……1986年，他终于以独特的方式，宣布了他的意识形态主张：‘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他的主张令人听了精神为之一振。正是：“十九个月宣传梦，赢得‘三宽部长’名”。

提倡民主宪政

　　厚泽的部长只当了大约19个月（1985年7月至1987年1月），随着胡耀邦被逼辞职，他也离开了中宣部部长的职位。在他离职大会上，主持人让他讲话。他说了几句。大意是说，一年前派他到中宣部，他并不情愿，是服从中央决定，现在离开这个岗位，他是情愿的。至于这一年多的工作如何，由历史来做结论。

　　厚泽于1989年12月离休。至今已21年。这期间，他忧国忧民，经常深入到各地调研，了解民情，思想愈加丰富深刻。

　　由于近年对社会发展路径的考察研究，使他的思维从“三宽”跃升到“三个反垄断”：“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这“三个反垄断”表明了他立场的转变。

　　他说：“‘三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对各级官方打招呼，要改变一点方针，不要箍得那么紧，要让人家自由一点儿。反垄断完全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来”，就是从官方立场转到人民的立场上，较前站得更高，思想境界更宽。他所谓反对政治垄断，就是反对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倡民主宪政。

　　他的这些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心血来潮，而是长年累月思考、钻研的结论。记得2003年我应邀参加在青岛举行的一个民间的修宪研讨会，他也在会上，开始也是沉默。最后大家（包括我）要求他发言。他说：“我认为你们的意见反映了老百姓的感受，很赞成你们有关修宪的研讨”。他同时表示：“如何护宪、遵宪、推动宪政，在目前可能比修改部分宪法条文更重要、更可行。像孙志刚案这样，抓住一个个具体违宪事件，深入剖析，达到上下认识一致，普及宪政意识，是对领导人的最好帮助，是对愿意改革的力量最有效的支持。”

　　在青岛会议期间，厚泽还接受了《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永治的专访，访谈以《中国当务之急是推动宪政教育》为题发表于该刊2003年第21期（总118期）。他在访谈的最后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修宪还是要修。宪法关键要解决国家权力的授予和制约。领导人要求各级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海外称为‘新三民主义’。靠什么保障它的实现？凭觉悟、凭良心吗？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权为民所授’，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

　　这段话对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做了个重要的补充，使之更完善，更圆满。不久之后，青岛还有北京的两次民间修宪讨论都受到批评。据说还发了文件，点了朱厚泽、江平和曹思源三人的名。

　　厚泽对学术活动的支持，还表现在日常工作中。

　　厚泽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我也非常忙，除了研究工作、学术活动，还担负着中国经团联（即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工作。这期间，除了在中宣部召集的文化发展战略之类的会上见面，我与厚泽没有什么往来。但我感到他是支持我们的工作的。

　　例如，1986年“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六个单位（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作协、中国科协、马列所等）发起，于5月29日在社科院历史所小礼堂开了个纪念会，我被推选为大会主席。我们邀请中宣部领导出席指导，除了厚泽，副部长王惠德和王大明都来了。会开得很好。

　　再如，1986年至1987年的“马丁文章事件”。由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不加核实和分析，就将纽约《中报》歪曲马丁文章以批评中国经济学家的社论向中央领导反映，引起关注，薄一波、胡启立和胡乔木先后在《国内动态清样》批示。

　　薄一波批示说：“启立同志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同志把各方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将马丁文章和这篇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此件阅后仍退我。”厚泽遵照薄的批示，决定中宣部于3月22日举行座谈会，邀请思想、理论、宣传界20多位同志参加，由副部长王惠德主持，经过会议认真仔细地核实对照有关材料，澄清了被《中报》歪曲的问题，批评了《国内动态清样》编辑不严肃、不认真负责的态度。会后中宣部理论局印发了《关于马丁文章的座谈会纪要》。这件事得以圆满解决，不能不说与厚泽的支持有关。

　　厚泽早年参加革命，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一生贡献给人民的事业，却几次经历坎坷，不到离休年龄就被迫下台，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但他从不懊悔，从未消沉。离职后的这20余年，仍然活跃在各种论坛上，成为社会公认的思想家，博得几代青年的崇拜。他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老朋友的中心人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冯兰瑞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原副所长兼党委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