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成立九十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十六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记述了从1949年10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二十九年间的中共党史。这段历史影响深远，同时也涉及许多为人关注的事件、人物。阅读《党史第二卷》，我们可以发现，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叙述、臧否正在悄然发生着或大或小的改变。

     此次出版的《党史第二卷》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这自然代表着“党的要求”和规范的口径。而上一部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党史著作，就已经要追溯到二十年前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了（以下简称《七十年》）。二十年间，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党史第二卷》的编写格外艰难，同时也使其异常珍贵。

     相较于过去的党史著作有过于强调新中国独立自主而忽略了外部因素的倾向，《党史第二卷》重视苏联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对中国建设、外交的重大影响。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过程，《七十年》对其描述仅是寥寥数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新中国是很重要的国际支持。但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是出乎苏联领导人意料之外的，他们在对这个胜利表示欢迎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有些疑虑。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也不能很多。”（《七十年》236页）对中国、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前前后后以及对新中国的重大影响，涉及极为有限。而在《党史第二卷》中，作者运用了不少一手史料，对这段历史有了些许补充。因此叙述就显得有血有肉、细致严密。在贷款问题上，对《七十年》的说法提出了更正：“关于贷款问题。根据毛泽东多借不如少借为好的想法，中方提出贷款三亿美元，拟三年内还清。”（《党史第二卷》上册33页）由苏方不愿给予更正为中方的不想多借。

     在抗美援朝决策过程的描述上，《七十年》的说法很简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七十年》242页）同时强调，“苏联原来约定出动空军支援，但临时改变了”（《七十年》243页）。而《党史第二卷》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党史第二卷》上册71页）早在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就亲自草拟了一份长电报回复斯大林前一天的来电，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然而，由于当天下午的书记处会议对出兵的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所以拟好的电报被搁置下来。会后，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暂不出兵。10月4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最后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关于苏联空军援助的问题，《党史第二卷》介绍了10月8日周恩来赶赴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做好准备，要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才能出动。”但当“苏联方面得知中共中央已决定立即出兵后，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并同意派遣苏联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但苏联空军不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党史第二卷》上册73-74页）。

      以上所举的两例，均可体现苏联在新中国决策方面的指导。在中共中央制定“一五计划”时，原本将重工业比例初步定为20%，而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调整为14%。从中就可看出，苏联在新中国建国之初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党史第二卷》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所突破，对一些重要事件的思考也体现出新的思路。在《七十年》中，对华国锋的涉及极少，基本上唯一的功绩就是其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功劳，但总体来说贬多于褒。而《党史第二卷》在增加一些重要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华国锋虽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在华国锋主持工作期间，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始，不过阻力较大，因此局部的平反冤假错案被集中在了一个“狭小的范围”。（《党史（第二卷）下册1010页）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确定的成因问题上，《七十年》侧重于1952年底、1953年初的时候要改造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愿望出发（《七十年》255-261页）。而《党史第二卷》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决策放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对国家实现工业化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中来考量；同时，也将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放在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全球视野中来衡量。相对而言，就淡化了三大改造的阶级与革命色彩（《党史第二卷》上册197-198页）。自然，时代已经变了，现在我们对阶级斗争一类的话语都已然模糊，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标准已经是“三个有利于”。从这个角度看，作者如此这般的解释似乎更易于当代中国人的理解。只是研究历史，首先应置身于当时人所处的时代，认知当时决策者的思维逻辑，重视当时人是怎么样理解的，否则很难真正做到真切理解那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除了优先重工业战略决策，其他重大问题的编写难度似乎更大。几乎在所有新中国的重大事件、问题的评述上，《党史第二卷》都没有大的改变；与《七十年》相比，除了细节上的补充，结论上基本保持一致。两者都严格恪守了“以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为依据”的原则。不仅如此，《党史第二卷》对《决议》的结论予以坚持，顶住了从《决议》倒退的压力。比如，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党史第二卷》仍然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归结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最重要原因，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利用作为对“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最重要力量（《党史第二卷》下册751-752页）。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认为“文革”的发动是正确的，甚至要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本书重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观点，亦有深意。看似未变，实则顶住了倒退的压力。

       当然，《党史第二卷》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诱因和“文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上，在坚持总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也对细节进行了一些补充。如，在“五一六通知”的问题上，增加了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党史第二卷》下册761页）。又如，在对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原因时，本书指出毛泽东也有“防止和平演变的考虑”，指出毛泽东此举是为了防止杜勒斯们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年轻人的目的（《党史第二卷》下册770-771页）。在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时，加入了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党史第二卷》下册778页）。再如，书中增加了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径作出书面检查和毛泽东对两人的检查表示认可的细节（《党史第二卷》下册774页）。书中还提到了1967年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押至清华大学批斗的事件（《党史第二卷》下册786页）。

       近二十年来，党史学界的众多研究成果和社会上的种种传闻也要求《党史第二卷》作出某些回应。关于高、饶事件，近些年来，张明远、张秀山、赵家良等人的回忆文章和著作对此事件的内幕多有披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有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农业合作化”，还是实行“新税制”、“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争论，高岗明显站在了毛泽东一边。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深有不满，相继削弱了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权力而加强了高岗的权力，并指示暗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1953年初举行的所谓“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和1953年9月举行的所谓“批安伐刘”组工会议上，高岗并未“唱高调”，反而主动要求自己不要做出对刘少奇、薄一波等人的尖锐批评。高岗和饶漱石的讲话事先都经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同意。后来被称为“配合高岗进行反党活动”的张秀山本来不打算参加会议，发言是经过毛泽东要求和同意的。甚至毛泽东自己讲，“有人说这次批薄一波另有后台……这个后台就是我。”“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高岗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编造”、煽动毛刘矛盾，而在于向外“散发”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对此，《党史第二卷》在叙述中特意加上了注释，不再提高、饶“反党联盟”，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党史第二卷》上册294页）。

        再如，最新中苏关系的学术研究成果对1958年的炮击金门事件也提出了新的解释。1958年1月中旬，福州军区司令部就已经讨论了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而毛泽东7月27日突然决定暂停此行动。毛泽东一直忧虑的就是如果炮击金门，美国会作何反应。毛泽东这时想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次行动做成一次中苏的共同行动，至少让外界看起来是这样。因此，7月22日，在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对苏方提出的联合舰队问题进行了接连几个小时的严厉指责。毛泽东最后说：“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赫鲁晓夫于是马上秘密访问中国。在7月3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毛泽东突然提到就这次会谈发表一个联合公报。8月3日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就……解决国际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其实双方在会谈中没有谈及任何“国际问题”。就在公报公布的前一天，毛泽东再次突然决定炮击金门。然而，赫鲁晓夫却一直被蒙在鼓里。而美国和蒋介石方面却认为，这是中苏共同的军事行动。事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说：“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击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这件事情后来成为中苏分歧的重要诱因（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在《党史第二卷》中，也对此做出了一部分回应，承认该事件是中苏的矛盾之一（《党史第二卷》下册641页）。

       总之，《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总体上还是维持了《决议》的基本观点和总体思路，对一些问题作出了回应，并且顶住了从《决议》上倒退的压力。

       有关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评价与建构问题，必然要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同样，这段历史也必然会被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带入进自己纷扰的情感。这对本书编者而言实在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而，在一些细节方面的改动，很有可能也潜藏着修著党史者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