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农场总部的一位干事来到托儿所，把母亲叫出来，一同去了我家。干事一边没话找话地同母亲拉着家常，一边等父亲回来。时近中午，一听到开门声，那干事立即起身，向刚刚进门的父亲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让父亲下午不用去耕地了，好好收拾一下，明早去子弟学校报道。他转脸又叮嘱母亲，下午也不用上班了，帮父亲准备当老师的行头。

爸爸要当老师了，再也不用受侮辱，被奴役了，这可是我们家天大的喜事。可这个喜讯也让母亲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难堪：父亲穿什么衣服呢？一双布鞋是破的，裤子有三大块补丁：两边膝盖上各有一个，最大的一大块挂在在屁股上，棉袄没钮扣，一根麻绳扎在腰间……

在那个令人兴奋的不眠之夜，母亲未合眼缝，将自己一条半新的裤子精心改成了男式的，又把自己大衣(姥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上的五枚扣子剪下来，缝在爸爸的棉袄上。破布鞋连夜刷干净了，放在火炉边烤着。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穿着这样一身再没法整齐干净，甚至时尚的行头报到去了。同行的还有另外三名老“右派”，三人仿佛扮演乞丐的演员似的，都是一身要饭的打扮。看见父亲，他们纷纷打趣说：“哈，怎么穿得象个新郎官啊！”学校和农场领导接见他们时，眼见那三位的装束实在有损党的形象，就由场部出资，很慷慨地为每人做了一套棉布新衣。既然父亲的穿着无碍观瞻，新衣自然就免了。

自从当上老师，父亲不仅在子弟学校代高中物理，还得给农场驻地的一所中学代课。上课的地点是在一间大礼堂里，至少有200多名学生和老师挤在一起，听父亲讲课。之前，该校校长曾经关照父亲：黄老师啊，您讲完课，如果学生有问题的话，就叫他们写在纸条上，等您下次上课时再给解答。第一次连着上了两节大课，一节课长达一个半小时，共计三小时。第一节课即将结束时，父亲对大家说：“谁有问题就请提出来，要是我一楞神，就不算学物理的。”

下课了，校长忙不迭地赶到讲台边来，给父亲的杯子里续水，“黄老师，您刚才的话说大了，您要是回答不上来咋办呢？”

父亲笑对那校长，答曰：“那不可能，就是在睡梦中，我也不会错”。父亲在该校代课一年，那是他们学校高考上线人数最多的一年，物理成绩普遍大涨。那仨“老右”见父亲如此教书肓人，便又同来揶揄：“黄老师啊，您还真是的，给个顶针儿，您老还当真了？”

“不是三位说的那回事儿，你们说，这20年干什么事情，我老黄服过软？”

这话不假，父亲一下放到劳改农场，就是突击队里玩命干活的头一个，常常“哪儿有困难往那儿上”。特别是在夏天，偌大的打麦场晾晒着金灿灿的麦子，每每起风了，暴雨欲来，队长总是招集突击队，父亲跑在最前头。他们要赶在雨点落下之前，将场里堆成山的小麦全部入库。父亲领头扛起二百斤的麻袋一趟又一趟地奔向仓库。最后，除了父亲，谁都直不起腰了。事实上，父亲远不是一个大力土，即便在他们队上，他也不算身体最壮的。在被打成“右派”前，父亲正上大二，身体尚在发育就遭到了摧残，就在这个什么人都有的劳改队里，父亲挣得了一个吓人的绰号：“拼命三郎”。有次抢完场后，有个平时跟父亲比较贴近的人悄悄地对父亲说：“那么拼命干吗？麦子捂了我才解恨呢！”

“麦子捂了？吃捂麦子的是你，你怎么不明白呢！我看那满场的麦子都是我家的，一点也不能淋上雨，哪块淋了雨，哪块麦子就得我吃。场长、政委他们能吃吗？”

这就是父亲，看人生问题如做一道物理题，不从个人恩怨的缝隙中着眼，而是透过事物的表象，直达本质。他心中时刻惦记着，在这乱世之中，如何为家人寻找最大的生存机会。在当时，父母亲每月各挣26元钱，要养活我们仨孩子，何其难也！但幸运的是，我们没有挨过一顿饿！冬天，我们总有暖暖和和的棉衣裤抵御严寒；夏天，我们也从没像那些农家孩子一样打过赤脚。那全是父亲拼着命挣来的啊！

父亲当老师不久，同来的那三位“老右”全都回原单位了，于是，子弟学校的教学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除了这几个老右，谁还能带课呢？学校正是因这几个老“右派”加盟才刚刚诞生的高中部，面临着夭折。当时，校长等一干人又是如何风光：区教育局来人听课，教英语的，曾经是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美军的翻译；教数学的过去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教化学的呢，据说也是北京某所大学的讲师；教物理的就是父亲，郑州大学物理系学生。眼看能人们一个个离去，学校领导急了，无计可施之下，来找父亲，竟然要父亲代高中全部的数学、物理、化学。父亲居然一口答应下来，毫不含糊。

父亲再次成了学校的顶梁柱。跟过去许多次不同的是，现在他处处受人尊敬，当真是“有用”了。农场政委感慨说：“黄老师，你错当了许多年“右派”，现在不是了，你要感谢党啊！”

父亲不假思索地答道：“可不是吗？我的体力早就被榨干了，技术也基本耗完了（父亲当过场里几年的拖拉机手），要说现在哪，也就头脑还没报废，这会儿不用，更待何时呢？”

“你可真是个‘右派’”！政委及时纠正了刚才的错误。        

父亲说话同做事一样，从未违背良知，除非你拿着棒子，不许他讲话，否则他一定要讲真话：“不是我错当了‘右派’，而是党错把我当成‘右派’，党不向我道歉，反要我感谢？你还不如再让我当一回‘右派’呢！”

当了老师，父亲的地位似乎高了，待遇也随着水涨船高，我们住进了场部，且分得一个幽静的小院。同时分得小院的干部们，纷纷用场里的砖盖小厨房时，父亲却带着我们去削树枝，到垃圾堆拣废砖头。有人很好心地对他说：“黄老师，盖新房的工地上，有的是新砖，你去拉一车不就得了，我们都是从那儿拉的。”

父亲直起腰说：“你们叫我想起来一个词，贪婪。”

没多久，场里开会，要拉公家砖的人家如数退回去，否则将强行拆除他们的建筑，还要罚款。看着他们往回送砖的背影，父亲鄙夷地对全家说，这叫“丢人”。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有着非凡的生活智慧，他一直幻想把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环境，逐渐变成我们生活的环境。为此，他带着我们兄妹三人，用拣来的砖头盖了一间浴室，屋顶是用我们削来的树枝搭建的，父亲很巧妙地在上面开了一扇天窗，就是童话小屋里那样的天窗。一俟小房间竣工，父亲便去县城，买回来一个用再生塑料制作砖红色的大澡盆，这在整个农场都是一件令人称奇的新事物。当天，几乎八成拥有小院的干部前来我家参观，大家无不啧啧称羡。

“黄老师，这个大盆干什么用呀？”

“洗澡呀，哪能一年到头洗一次。”当时，场里只有到春节前才开放澡堂。

“瞧人家黄老师，真是跟咱们不一样。”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大家走后，父亲说：“他们见都没见过，我小时候家里就有澡房，浴盆是白瓷的”

当家家都忙着寻找水泥，欲使自家的院子“城市化”时，父亲不慌不忙地找来一些直径二公分粗的树杆，用刀剥去树皮，晾干。平时一有空闲，他就往垃圾堆那里跑，回来对我说：“娃娃，东家属院垃圾堆里有两个破脸盆，你敢不敢拣回来？”父亲是不敢去拣的，他自上有知识分子的面子，怕丢人。我拣回来两个破脸盆，它们破得只剩下半个底了。

一个星期五，父亲告诉我们，旧食堂拆房呢，有好多破瓦，我们明天拣去。

为了美化新居，我们拣了许多“破烂”。直到有一天，略整齐的瓦上了我家的浴室顶；破瓦被父亲铺成了一条别致的甬道；那些晾干的树枝，也被刷上红漆，变成了甬道两边的栏杆；甬道两边的空地，分别种上了黄瓜、西红柿、香菜、几畦韭菜；那两个破盆呢，盆底垫上一块硬纸板，种了美丽的太阳花。大功告成，父亲靠在屋檐下的一把躺椅上，一边看天，一边吟诵：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

在新居，我最喜雨天坐在屋檐下，望着雨水冲洗蔬菜、花卉，使一切变得异常洁净。

直到现在，我还不时想起独门小院里生活的美好情趣，想起父亲曾经为我们营造的“小桥流水人家”。一天黄昏，我独坐在阳台上，回忆起过去生活的种种细节，心底蓦然生出两个无边无际的大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