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间看见地摊上摆着的“小工字”牌雪茄烟，我仿佛又闻见“小工字”那呛人的气味，听见爷爷咳嗽的声音。

爷爷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佝偻着背，一身油腻麻花、黑色的中式衣服，几天没洗过、黑黄色、没有太多皱纹的脸。他独自一个人住在某老改农场的庄稼地里，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在一间仅有六平方米的小房，在那里看护着公家的机井。

在各个劳改农场，有许多这样的孤身老汉，他们远离人群，虽说住的地方，不是荒郊野外，但是在他们周围方圆三公里是不会有人家的。

当时的人们管爷爷这样的老头儿叫“看井的”。

这些老人并不是真正的孤身，他们有老伴，有子女，只是他们都犯了罪，多数是反革命罪，我的爷爷是包庇特务罪，他们被判刑、被劳改，刑满释放后，也不允许回家，他们被强制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对他们反革命的灵魂也许有好处。

因为他们的罪，不是品德上罪，所以领导对他们的为人还是放心的，于是就让他们去看护着当时比较值钱的机井。这些老头儿即老实又有文化，他们不会让机井被当地的农民偷走，也不会让机井淋着雨，更会记得在寒冷的冬天把水箱中的水放掉，免得水箱被冻裂。

爷爷孤身住在井房，他除了读书、吸烟之外，不再有什么嗜好。

爷爷好抽冲劲大的烟，他年青时候好抽雪茄，现在只好改抽卷炮。

爷爷把晒干的烟叶用手捏碎，装到一个蓝布口袋里，用时捏一点，放到事先裁好的白纸条上，从一个角斜着卷，卷到头，用舌头润一个纸角粘好，一支一头大一头小的卷烟做好了。

爷爷抽烟一定要用烟嘴，不象其他人那样直接放到嘴里，即使抽卷炮，他也一直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用烟嘴。烟嘴是爷爷用花椒木做的，外面的尖刺还保留着，倒像一根缩小的狼牙棒。

常年吸烟爷爷的手被熏成焦黄色，小小的房里也很零乱：床上的被子堆成一团，一本本的书堆在床上，书也象爷爷的脸一样黑黄色。桌上的笔墨纸砚，摊成一堆，时常散发出一股微臭的墨味。这股味让我以为墨是臭的，所以拒绝学习写毛笔字，长大后才知墨原本是香的，只是当时的人们不肯好好工作，才把墨变成臭的，这和“臭老九”的名号道是臭味相投。

墨臭和大叶烟的气味夹杂一起，常常可以避蚊蝇。

那时兴检查卫生，查卫生的女干部捂着鼻子，把头从门外探进来，看了看说：“黄师傅，你这屋太脏了，只能给你个丙”。爷爷缩着腰坐在床上，吸一口烟，吐出浓浓的烟雾，象是回答却又不看女干部一眼：“脏？我是真干净，我六十岁的人头发由白变黑，是真正的健康，身体里面干净。”爷爷一边说一边用另一只手梳着他的头发，二寸多长的头发被爷爷从根缕起，半寸多长的根部是黑的，一寸多长的梢是白的。于是，爷爷的门上有了一张鲜红的“甲”。

这样一个好吸冲烟，远离人群的爷爷，他的住处却是我们最喜爱的地方。

一个秋天，哥哥带上我和弟弟骑自行车走了三十多里，去爷爷那儿玩。当时，正是玉米快要成熟的季节，爷爷小屋的周围全是一人多高的玉米。爷爷见我们来了，很高兴，他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我们吃，就打发我们去地里掰些玉米煮来吃。我们在哥哥的指点下，剥开玉米穗的皮，用指甲掐一下玉米粒，硬但有白汁的玉米才能掰，太嫩或太老的都不要。经过这样精挑细选的玉米，再用刚从井里“叫（音）”上来的水一煮，真香呀。

那是我吃过最香、最天然的煮玉米了，以后再没有吃过那么香的玉米，包括洋快餐“麦当劳”和“肯德鸡”中的粟米棒。

我们坐在门前宽阔地啃着玉米棒，常见有黑黑的蜈蚣爬过，爷爷就招呼我们过来看，他用小细棍挑出烟嘴里的油，抹在蜈蚣尾巴上，蜈蚣便不停地抽打着尾巴，只需半分钟它便僵硬了，或蜷成一团，或伸直了多节的身体。爷爷告诉我们，烟袋油有毒。

那时节，有很多知了在高大的树上“知了、知了”不停地叫，我们磨着爷爷要知了，爷爷便把一小段自行车里胎用火加热成胶，包裹在长长的木棍上，我们就拿着这个捕知了器，去抓知了。

只要听见知了的叫声，便抑着头，在密密的树枝、树叶里去找，看见了知了，便伸出长棍往知了身了一碰，就粘住了，“吱吱”叫的知了想跑也跑不了。粘多了，我们就把知了放在铁罐里，倒上柴油，放到火上烧。爷爷见了便阴沉下脸，并不看着我们，他只是低着头好似自语，“叫你们粘两个玩，你们却这样做，太残忍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爷爷很生我们的气扭转了脸，嘴里还叨咕着：“人之初，性本善”，便不答理我们了。

吃过晚饭，爷爷在小屋里翻东西，我们闲得没事，就铺张凉席躺在地上，啃着刚煮好的玉米，在爷爷那儿，好象只有玉米可吃，我们一天要煮两次。我们看天上的星星，比赛谁发现的卫星多。爷爷走出小屋，把电灯拉到院里，灯下马上就聚集了大量的蚊子、和各种向光的昆虫。爷爷又忙着点香蒿熏蚊子，一切都弄好了，爷爷搬个小板凳坐在灯下，拿出一本《古文观止》，给我们讲“满招损，谦得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爷爷讲了秦始皇，讲他焚书坑儒。

我当时并不觉得这些老古董的书，对我有什么益处，只是对爷爷买这套书的经历感到可笑。

爷爷在一个镇上的新华书店里，看见有《古文观止》卖，一问要48元，爷爷很喜欢这套书，可爷爷当时的工资只有26元，虽然如此，爷爷还是决定要买这套书。半年后，爷爷一身油污走进书店，有一个女店员翻着白眼：“唉！老头儿，这是书店，不是废品收购站。”爷爷并不看她，径直走到卖《古文观止》的柜台前，对那儿的一个男店员说：“拿这套《古文观止》”。

“48元，上下两册，不分着买。”男店员嘴里说着，并没有拿书。

爷爷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钱，一张张地数给店员48元。店员忙拿出书，拿纸把书包好后，递给爷爷。爷爷接过书径直放进他的蓝布口袋里。店员对爷爷说，“老先生，这套书除了您还没卖出去过呢！”

爷爷每次拿起这书，总是忍不住要说一说：“别看我脏，到头来也得尊重我，我肚里有东西。这书真好，竖排本，线装订，真好，我小时候就读这些书，多少年没见着了。”

我听着爷爷讲故事，讲《古文观止》，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我真的为自己小时候的无知感到后悔，当时哪知道现在国学兴起，书法盛行。爷爷写得漂亮的一手蝇头小楷，他常常自己写字模要我们练，我们一个比一个懒，没有一个人能练出爷爷那样的字。长大后，就觉得爷爷的字好，可爷爷却哼着说，“你们老祖的字才好呢，在日本留学，他靠教日本人写毛笔字挣得自己的七年学费，我这算什么！”

爷爷教我们背古文，可那时候，我正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哪里肯背。做梦也想不到，现在我却在逼我儿子背唐诗、宋词，诗经……

天亮了，我们还没有睡醒，爷爷把我们叫起来，他带我们来到一个大坑边，指给我们看。

坑里有一条二指宽的大花蛇，正吐着黑黑的蛇信子，在坑的边上，有一只青绿色的大青蛙，青蛙很慌乱地东跳一下，西跳一下，但它跳得一次比一次低，偶尔跳一次高的也没能跳到坑外，无论它怎样努力，就是无法脱离这个陷井。蛇慢慢地，很优雅地扭动身躯向着它滑动，青蛙很无助地左一下，右一下地逃避着，青蛙圆鼓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爷爷，把蛇打死吧，把青蛙救上来，它真可怜”，我对爷爷说，哥哥此时已找来一根长的枯树枝。

“别”，爷爷伸手挡住了哥哥，“这条蛇很久没有吃东西了，它追这只青蛙可能好长时间了，直追到这个坑里，这是它该得的食物，大自然给它这个权利，不该由我们来破坏。这条蛇不久，也可能也会成为鹰的食物。我叫你们看它，是要让你们明白，当一个生命消失时，这个生命是要经历痛苦和恐惧的。

我昨天用烟袋油毒蜈蚣，只是想叫你们知道烟袋油的毒性有多大。我年青时在重庆爬山，当地的人用烟袋油抹在鞋头，这样就不会踩到蛇，在野外烟袋油可以避毒虫，要教给你们一点点常识。

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放火的，也要被火烧死。”爷爷这样说，二十年后，我知道，这是《圣经》上神的话语。

从那一时刻起，仁慈的种子埋进我们心里，敬畏生命之心也时刻提醒我们。

爷爷退体了，住在不同的儿子家里，有的子女还比较年轻，看不惯爷爷的穿着打扮，就说，“您老说您有学问，可您再有学问，一看您这身行头就不行，现在不是您那时候了，再说，您年轻的时候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呀！”

爷爷年青时好穿白西服，他曾留下一句话，“苍蝇看一眼就不穿”。可老年的爷爷现在却顺服了衣服，他的衣服，半年都不洗，也不让别人给他洗。子女们给他买的新衣服，他也不爱穿。无奈穿上，半天就要脱下来，说“剐肉！象小刀一样剌肉。你们看着舒服了，可是我疼着呢”。

想想那时的新衣服，无非是一些的确良或更差的化纤布料制成的，还真的不如爷爷的白色、黑色的棉布穿起来舒服。

爷爷老了，时代也变了，人们又开始重视学习。有人带孩子找到爷爷学英语，爷爷无私的教给别人家的小孩，分文不取。儿女们又有了新的报怨，觉得爷爷傻，“您年轻时，为了个肖家木（音）就傻了，那么大的家产没有了；现在您也该改改了，谁家孩子学东西不花钱呢？就您不收费，多傻呀！您叫别的人怎么教呀？再说，您就是比他们多收钱，学生也少不了，其他人教的也叫英语？”

爷爷不和小辈们抬杠，他依旧我行我素不收钱地教着。爷爷说，“别除了钱，就什么也看不见”。

爷爷以前做过的事，当时我不明白，长大了才知道。

一九四九年，西藏站站长肖家木来到北京，找到他的七哥，我的爷爷，要求暂住时日。爷爷老实，做事一板一眼，叫他一定先到公安局登记，报户口。肖家木不仅在公安局报了户口，而且还在一个公司找到了工作，他住在了爷爷家。

半年后肖家木逃至香港，公安局找到他在北京居留处――爷爷家，于是爷爷成了现行反革命，有包庇特务罪，被武装解放军带走了。虽然他有起义证，属于傅作义将军手下的起义人员，但是起义证被撕毁，他被叛为反革命，他的三进院的房产被没收；他的父亲在世时，做过清政府的官，官印被没收；民国时在哈尔滨做过道尹，委任状被没收，所有一切旧社会的东西全部充了公；甚至他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早稻田大学的毕业证也被没收了。

爷爷对政府给他的判决感到冤枉，但对自己所作的事也从未后悔。每遇到家人说他这段经历，他就低声嘟喃着：“朋友找我，我不能不理。”

我随父母生活在另一个老改农场，那里生活着一些“地、富、反、坏、右。”也常听父亲说一些笑话，如某人每晚睡觉一定要把鞋放在鞋洞里，后来有人发现，鞋洞里有一本《毛泽东选集》；还有人指着毛主席像章说，就着狗屁玩意儿，他多的是；在毛泽东去世的日子里，有吃酒的，有跑到野外高声唱歌的，他们因此被打倒、批判。

可是，我从没有听爷爷说过什么恶毒之言，即使在荒凉的井房，面对他的孙子、孙女们。每至凌晨，爷爷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台湾对大陆的广播。

爷爷常说，你说了恶言，说跟做了恶事是一样的。这也是《圣经》对人的教导。

爷爷七十岁的时候，住到了我家。他拄着一根自做的花椒木拐杖，拐杖头有一个他用树根雕成的龙头，每隔几天，爷爷就要去学校找母亲，学校的老师称他为“黄老先生。”

爷爷用树根雕刻的孙悟空惟妙惟肖，很多老师想要索取，父亲舍不得给，把它涂了清漆，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爷爷常爱给我们做各式各样北京的小吃，如芥末墩、干炸小丸子，说麻豆腐要用羊油炒……，他给我们煮肉，整夜地坐在火炉边看着。

他仍是不洗脸、不爱换洗衣服，母亲每次为他洗完衣服，第二天衣服一干，他就要穿上旧衣服。

爷爷很怕冷，父亲一个冬天要买二千斤钢炭。

我的爸爸戏称他的爸爸是：冬天不怕热，夏天不怕冷，一年四季不洗澡不嫌脏。

老年的爷爷更是对任何事都顺服，他甚至对蚊子都顺服了，不肯打死，只求别来，他的身上长年带着樟脑。

更老的爷爷也不读古书了，也不再教我们背唐诗、宋词了，甚至他曾经很辛苦买来的书也不见了。

快八十岁的爷爷白天睡觉，三、四点钟的时候，起来听广播，只是他不再听台湾对大陆的广播，他改听香港的福音广播。

爷爷八十三岁那一年，有一天，突然很奇怪地拿出钱来对我母亲说：“买点肉。”

“您要吃肉，告诉我们就行了，不要您的钱，您自己存着吧！”妈妈说。

“今天我花钱，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给我爸爸过个生日。”爷爷把钱递给了母亲。

两个月后，爷爷拿出父亲买给他的烟说，“你抽吧！我不抽了。”

一个月后，爷爷突然生病，父母亲找来医生，医生们又是输液，又是化验，都没能留住爷爷的生命，二十个小时后，爷爷去世了。

事后，给爷爷化验的一位医生很敬佩地对我父亲说，“别看老先生年轻时走南闯北的，血真干净！”

医生们解释道，老爷子没得过见不得人的病，老爷子没有抽过鸦片烟。医生们的解释令在场的老师、场领导无不对爷爷顿生敬佩之心。

爷爷的丧事办得很体面。我们家在当地里没有任何亲属，学校的语文老师自告奋勇地为爷爷提写了挽联；场里领导挨个儿的到我家来为爷爷悼丧，那些常年待在家里的家庭妇女自发的到我家来帮忙打理伙食，到了饭点，招呼完客人，她们一定要回到自已家里吃饭；学校没有课的老师相伴着来到我家守灵。整整三天，我家没断过人。

他们说：黄老先生是个真正的好人。

我的爷爷走完了他的一生，他阔过，尊过，穷过，卑过，临死之前，他没有多余的钱留下。

临去世时，他也没有象其他的老人那样放不下自己的孩子，提这个名字想那个名字，他没有念过任何人的名字，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言，就起了，很洒脱的样子。

他安祥的走了，以至到了火葬场，工作人员揭开盖在爷爷脸上的白布，看了一眼，当时就火化了。

火葬场高大的烟囱冒着浓浓的黑烟，这烟把爷爷的灵魂带到了天上。

我的爷爷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只想到了他的父亲。这一点，我一直不能理解。我看过太多的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去世时，生离死别的样子，要死的人拉着活着人的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总是不愿意死去。没有人在临死之前会想到早已经死去半个世纪的父亲，要死的人总是想到还活着的人。

直到二十多年后，当我的孩子出生了，当我想写这篇文章时，我才隐约明白，爷爷的一生，只有在他父亲的身边，才是他最幸福，是安全可靠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