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杨佳袭警案，已经告一段落。但是疑问永存老百姓心头。

1、杨佳的动机是什么？

之前杨佳在上海旅游，为什么被带到派出所？那里发生了什么？之后上海警方为什么多次到北京杨佳家里？杨佳最后为什么怒了？都不得而知。

2、杨佳被捕后，杨母失踪几个月。现在知道是被警方控制了。这是否合法？

每个老百姓都会想：自己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真是不寒而栗啊！

每个北京市民都会想：北京警方，不仅不保护市民，还参与迫害市民。

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和谐”、“安康”就天下太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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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杨母失踪始末。

　　“失踪”

　　北京市安康医院，位于北京市远郊顺义区，旁边便是静僻的潮白陵园。它隶属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那是一座偌大的灰白色建筑。

　　王静梅的房间在安康医院3病区走廊尽头，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简陋病房。里边一条长方桌，一张床，天花板角落里安着两台监视器。

　　病历显示，王静梅于7月4日入院。

　　儿子的死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11月26日。各大新闻媒体都头条报道，杨佳已行刑。

　　杨佳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静，在九点左右注射死亡。他死的时候，王静梅还关在屋里写申诉状，她要紧急吁请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和儿子。

　　十二点半，王静梅把申诉书特快专递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之后，陪伴她的王静荣把消息告诉了她。

　　如果没有“上海袭警案”，她只是北京一栋回迁房里，一位命运坎坷而平淡的中年妇女：三十来岁离异，与儿子相依为命，几年后遭遇下岗，母子俩靠着1000多的退休金，打点零工，不咸不淡地维持生计。

　　但在她的儿子拿着西瓜刀冲进闸北分局之后，一切都被改变。

　　她自此成为一名“失踪”128天的“精神病人”。

　　一个谜也似的人。

　　“失踪”

　　7月1日，上海袭警案发生。其后，杀人者杨佳的母亲王静梅离奇失踪。

　　火急火燎的家属跑遍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而北京市大屯派出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分院、上海市第二人民检察院，给出的答案皆是：不知道。

　　万般无奈，王静梅的姐姐王静荣只好在大屯派出所报案。

　　三个多月里，王静梅的行踪一直石头般静默无声，只有各种版本的臆测在坊间发酵：自杀，被绑架，在上海协助警方调查……

　　直到王静梅失踪的第128天，即杨佳案进入死刑复核阶段，终于，王静荣被居委会主任告知：王静梅在精神病医院。

　　北京市安康医院，位于北京市远郊顺义区，旁边便是静僻的潮白陵园。它隶属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那是一座偌大的灰白色建筑。

　　王静梅的房间在安康医院3病区走廊尽头，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简陋病房。里边一条长方桌，一张床，天花板的角落里安着两台监视器。

　　病历显示，王静梅于7月4日入院。

　　6 月底的一天，下班的王静梅发现，杨*佳没有回家。他们的家是亚运时代的回迁房，鸟巢的隔壁。对于热衷驴行生涯、常常好几天不在家的儿子，她并不特别在意。7 月1号那天她还买了条鱼，准备晚上烧了吃，但大屯派出所的警察不期而至。“把我们家翻得乱七八糟的，我说你这有搜查证吗？我跟你还没完呢！”事后王静梅回忆道。

　　警察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了王静梅。之后再无音讯。王静荣三番四次找到大屯派出所，对方称其已于7月2日晚上自行离开。而王静梅的主治潘医生，一位30岁出头的女性，告诉王静荣：杨*佳母亲是在7月2号的晚上，被大屯派出所送来的。

　　住院的头两个星期，王静梅被冠以“刘亚玲”的化名。

　　至今，没有人愿意披露警方是根据什么把王静梅送进了精神病院。

　　“你看等于是把我骗这儿来了， 他们就说上派出所做个笔录，结果三更半夜把我送这儿来了。我家里窗户也没关，估计那鱼都臭成鱼干儿了！”11月9日，安康医院的办公室里，终于见到亲人的王静梅大声对姐姐说。

　　“你们不知道，在外行看来，以为王静梅就是脾气不好，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潘医生告诉王静荣，“她情绪不稳定，属于偏执型人格障碍，是长期性的，又受了杨佳的刺激。”

　　医院给王静梅打针吃药。没有精神病史的她经常拒绝：“我脑子清楚着，甭想给我打针瞎吃药了。”

　　“我就是《追捕》里的杜丘”

　　“我就是《追捕》里的杜丘！”安康医院里，王静梅这样想。

　　在《追捕》这部上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的日本影片里，杜丘是一个被诬“强奸”的检查官，无法证明自己清白的情况下，不得已走上寻找真正罪犯的曲折路程。

　　“你们说，把我关了好几个月叫什么事儿啊？”病房里两姐妹独处的那天，已经被关了128天的王静梅拉着姐姐的手说，“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我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不同于官方版本，对于杨*佳为什么“讨说法”，北京精神病医院里的王静梅和上海法庭上的杨佳不约而同。

　　2007年国庆，“因为一辆自行车，杨佳和上海警察杠上了”。在上海市芷江西路派出所里，“他被拽到小黑屋里打了一顿”。之后杨*佳打电话给母亲，两地通话两三小时，直到话费耗尽。王静梅一如既往地急促，跟警察局交涉时一度吵了起来。

　　“警察说，你要是这样我就找一证人把他给拘了！”

　　然后她用更高的分贝回答：“你拘他试试看，你敢拘我跟你没完！”

　　杨佳从上海回来以后，上海警方两次派人过来试图和解。“第一次是杨佳跟他们接触了，杨佳要求处理这件事，要个回执，没达成协议。

　　“第二次，我也是要求回执，要这结果，他说没回执，给你1500元块钱，我说不成。民警说，那你说私了怎么着吧，1万元钱行不行？我说你甭给我说这个，我不是为了钱，我是要回执。”王静梅说。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警方的肯定，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初具的一审判决书也认定：杨佳曾“提出要求赔偿一万元人民币的无理要求”。

　　王静梅说自己当时特地用MP3把民警想私了的对话录了音，但“都在大屯派出所，给没收了”。

　　不仅是被没收的MP3、被搜查的家，连她自己，也从此不自由。

　　四个半月以来，王静梅困在医院里，不能读报，不能看电视，不能和生人说话。偶尔去医院的小花园晒晒太阳，也离不了护士随行。

　　王静梅的记忆中，上海律师谢有明是她接触的为数不多的生人之一。

　　“ 来了以后跟我说自己给杨佳买了两身衣裳，意思是我挺可怜杨佳的，然后就逼着我签字。后来我一看好几个护士大夫都等着，也怕耽误这事，不给人面子，当时他也是为我儿子嘛。我关在这儿也出不去，我找谁去？只能跟他签了。”来人谢有明因此成为杨佳案的一审辩护律师。之前的两天，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里的杨佳因为父子间不为人知的龃龉，将父亲杨福生聘请的北京律师拒之门外，并笔录声明只要母亲请的律师。也是谢有明到访那天，7月17日，王静荣到大屯派出所，登记了妹妹的失踪。

　　再者是11月初，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他们为王静梅送来了杨佳的二审判决书——死刑。

　　“我一定得出去！”在精神病医院黑色的铁门里，王静梅心急如焚。

　　儿子的死

　　终于，2008年11月23日，王静梅获得了出院的机会。她被送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探视杨佳，谈话不得超过20分钟，不得谈案情相关。

　　母子俩久别重逢，两个人都很平静。她对儿子说，在里面要注意锻炼身体。儿子点头。末了，她给儿子留了1000元钱，狱警代收下了。

　　她问上海的法官，儿子有救吗？徐法官很严肃地说，回去写申诉材料吧。

　　于是，尚未在精神病医院办理出院手续的她被送回北京家里。将近十二月的天，床上还铺着凉席。蔬菜坏在冰箱里。王静梅生气地发现，她上访八年的材料全部不见了。

　　几个月的迷雾被一扫而空，一切顺利得不可思议。亲朋好友不禁担心，也许一个可怕的结果就要到来。

　　但王静梅言之凿凿地对前夫杨福生和律师刘晓原说：“杨佳一定是死缓。”坚定得让人莫名其妙。她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在她眼里，律师和记者一样一无是处。

　　然而很快，王静梅便又一次感觉被愚弄被欺骗。

　　回到家的第二天，11月25日下午六点过，上海两位法官为王静梅送来了杨佳的死刑核准书。面对突如其来的结局，她顿时六神无主，一摊泥似的往下坠。

　　这天晚上8点，在慧忠里407号楼的大门内，笔者见到王静梅。她的脸盘很圆，体形偏胖，但颧骨高高地凸着，脸颊有点凹陷。纹过眼线和眉毛，有些年头了，略略褪色。一米五左右的个子，捆着直发，一身暗色调。

　　这时的王静梅平静而无助，没有想象中的凌厉和锐气。她的背微驼，上楼梯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似乎背负着无形的重荷。亲戚，朋友，律师，记者……她追问每一个人，社会怎么会是这样？

　　无言以对。

　　她的声音哽咽下来。上访多年，她习惯用强硬的姿态对抗冷漠。但她终于曲着背坐在床边，面朝墙壁，不声不响地颤抖起来。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11月26日。各大新闻媒体都头条报道，杨佳已行刑。

　　杨佳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静，在九点左右注射死亡。他死的时候，王静梅还关在屋里写申诉状，她要紧急吁请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和儿子。

　　十二点半，王静梅把申诉书特快专递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之后，陪伴她的王静荣把消息告诉了她。

　　“她情绪特不稳定。”王静荣替王静梅拒绝了一切来访者，“杨佳案件已终结了，王静梅失踪之事也已过去，让这些都成为历史吧！”

　　“超凡”

　　2008年的最后几天，王静梅还没有拿到儿子的骨灰。

　　亲朋好友们不敢想，深陷丧子之痛的王静梅会做些什么。甚至有网友建议，为杨*佳的母亲发起募捐。他们都在屏息静气地等待她的下一个反应。

　　王静梅曾经是一个“一条路走到黑”的女人。十多年前，她在招待所工作时，与另一名服务员发生了肢体冲突，住院花掉一千多元。由此，她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漫漫上访路，要找个“说理”的地方。

　　2006年，王静梅出门上访。拥堵在二轻局门前吵闹的上访人群里，她一不留神把门前的玻璃踹碎了。她不肯向上级单位道歉：“凭什么给你道歉？”最后被拘留了将近10天。但她不服气，“就在今年十七大那会儿，还拿着材料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去找人大代表。”杨福生说。

　　“她特沉不住气，什么事不能憋心里头。”王静荣曾这样形容妹妹。

　　但王静梅的性格在走出精神病医院以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

　　杨佳行刑四天后，一直沉默的王静梅写了一封致谢信：

　　“ 各界朋友：前段时间我因心情悲伤，又对情况不知，就是一个字“急”。近段有各方信息才知道一个大概，在此感谢各界的志士、仁人。我不会离开这块土地，因为我有那么多的感激，到死都不能忘。我也有悲痛，因为我失去了我相依为命的佳佳。我也学会了坚强，请大家放心。前段时间有不妥之处，望见谅。”

　　翌日，有报纸刊出，“杨母发出感谢信‘请大家放心’ 杨佳案余音落定”。

　　而余音并未了结。

　　杨佳的父亲杨福生曾对儿子的骨灰一事非常着急，他在想，要不要去上海一趟？但王静梅一再地说，“再等等吧！”

　　杨福生说，就他所了解的王静梅，以她对儿子的后事表现出的耐性，她现在已经“超凡”了。

　　儿子死后，王静梅反复无常。她曾经同意媒体5分钟的见面时间，但对方赶到楼下，她又闭门不见。她也曾主动打电话给律师刘晓原说想见他，过一会儿又打电话说，别来了。

　　12月26日下午，笔者致电王静梅，希望能与她见面。

　　“现在还不太方便。”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弱。她这两天身体不大好，上午刚从医院回来。居委会对她的归来表示出十二分的热情，连买米买菜都代劳了。她出门总有人跟随，包括去银行去医院。“可能是大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王静梅不确定地说。

　　王静梅今年53岁，十几年来，和儿子住在60来平米的两居室里。

　　家具大都是黄色，被各种日常用品塞得满满当当，随着年月班驳。杨佳的房间十来平米，书架上摆着英语和会计类的书籍，单人床的上方是一张《魔鬼司令》的海报，施瓦辛格的肌肉钢铁一样挺着。

　　从今往后，这里就是她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