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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贞观之治 -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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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
公元７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６３０年李靖破突
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
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
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现代西安市的
城缘，还只有其面积１／８。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成分为１１０个方格，南北
驰道竟有５００尺宽，无疑的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６２
９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
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
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
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
为“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而
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
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
“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
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胜朝
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
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
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
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
职。L.CarringtonGoodrich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
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
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
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 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 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 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 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 李世民１８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 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 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 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 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７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 从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 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 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 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 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 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６２８年，李 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６３３年纵狱囚应死者３９０人归家，命令他 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 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 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 “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宴（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 史，事后设宴的节目）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御宇的 事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７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 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 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 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看来，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 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 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 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 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中 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 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极端化，事实上的青红皂白不问，只要裁判的 力量出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亦为公平，不合理亦为合理。这样 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及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极 危险的位置。一到继承发生问题，更是变乱的渊薮。本书已经前后叙述父子叔侄姻亲自 相残杀的事例多起，有时候当事人为从属党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们可 以说这是一种历史重演的悲剧。 李世民与长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构隙，牵涉到这样的背景。他自己交结朝士，后来 又控告他兄弟“外结小人，内连嬖幸”谋害他，见诸《旧唐书》（《旧唐书》在五代时 根据唐朝文献编撰，近于官方历史。《新唐书》成于宋时比较客观）。事实上他与他的 僚属在玄武门设伏，谋杀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亲自张弓发箭射死，元吉则死于他部 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建成与元吉各有子５人，也“并坐 诛”。这事发生的时候太宗自己才２８岁，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 如何被叔父揽获一并处死，则没有在史书内详细叙述。两个月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 世民即位于东宫。 用传统道德观念阐解这段历史，常有不著肯紧之感。例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 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误，只是这种意见今 日看来，已算卑之无甚高论，用不着历史家著书辩说。而且这“玄武门之变”业已发生， 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个掩盖事实，１０００年后万历要避免贞观一朝的往事，也是不 着实际。况且又４００年后，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比拟。 近代心理分析学者，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谓id者，可称为“生 理之自我”，在这种原始的条件下，不较分寸，也无忌讳。只是这中国人所谓之“禽兽 行”不能在群众生活中适用。所谓super-ego者，也可称为“社会之自我”。凡人在孩 提时受父母这教养，就范于社会的习惯，对本身欲望加以各种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缚， 这种控制的力量出自社会自我。所谓ego者，则可译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 自我受外界接触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则对自己赋予一种社 会价值。这种种构成各人个性的程序复杂，包括压制，转变目标，自然其说，品性升华 等等离奇的方式，多时其本人虽经过种各机械作用而不自知，或虽知而不愿剀切承认。
唐太宗及贞观之治，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 动的人物。他曾要卢祖尚任交趾镇抚，卢已答应就任，回头又向皇帝推辞，李世民邀请 再三，卢坚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时斩卢 于朝堂。所以吕思勉说他“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不是没有根据。可是他既有弑兄胁 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中，且受良心谴责，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为， 无非自卫。至于他和兄弟间要走此极端，则是他总戎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既登 九五之尊，则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作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 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马（秘书及顾问）据说有教唆李建成图世民的策划，他也将魏 征接收过来，倚为顾问，才表示他始终宽宏量大。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 余事，多时违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死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庭辱 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 不贺！”上乃悦。 可见得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 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 魏征也自知处境的危险，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 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共荣。 将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经病医生的卧榻上，不是本书的目的，叙事过于琐碎，尤与 纵谈“大历史”的宗旨相违。只要有了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唐朝之设尚书、 中书、门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至远。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 成选民区，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时会，７世纪这初第二帝 国这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 度，上下都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将他执行专制皇权时， 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 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 不要。中介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 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 民。也等于罗兰夫人在法国革命时上断头反前给历史留下一段见证：天下很多犯罪的事， 都以自由名义行之。也等于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 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家 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 作者：黄仁宇 |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 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 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 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 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 李世民１８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 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 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 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 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７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 从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 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 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 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 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 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６２８年，李 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６３３年纵狱囚应死者３９０人归家，命令他 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 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 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 “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宴（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 史，事后设宴的节目）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御宇的 事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７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 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 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 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看来，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 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 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 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 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中 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 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极端化，事实上的青红皂白不问，只要裁判的 力量出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亦为公平，不合理亦为合理。这样 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及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极 危险的位置。一到继承发生问题，更是变乱的渊薮。本书已经前后叙述父子叔侄姻亲自 相残杀的事例多起，有时候当事人为从属党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们可 以说这是一种历史重演的悲剧。 李世民与长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构隙，牵涉到这样的背景。他自己交结朝士，后来 又控告他兄弟“外结小人，内连嬖幸”谋害他，见诸《旧唐书》（《旧唐书》在五代时 根据唐朝文献编撰，近于官方历史。《新唐书》成于宋时比较客观）。事实上他与他的 僚属在玄武门设伏，谋杀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亲自张弓发箭射死，元吉则死于他部 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建成与元吉各有子５人，也“并坐 诛”。这事发生的时候太宗自己才２８岁，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 如何被叔父揽获一并处死，则没有在史书内详细叙述。两个月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 世民即位于东宫。 用传统道德观念阐解这段历史，常有不著肯紧之感。例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 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误，只是这种意见今 日看来，已算卑之无甚高论，用不着历史家著书辩说。而且这“玄武门之变”业已发生， 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个掩盖事实，１０００年后万历要避免贞观一朝的往事，也是不 着实际。况且又４００年后，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比拟。 近代心理分析学者，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谓id者，可称为“生 理之自我”，在这种原始的条件下，不较分寸，也无忌讳。只是这中国人所谓之“禽兽 行”不能在群众生活中适用。所谓super-ego者，也可称为“社会之自我”。凡人在孩 提时受父母这教养，就范于社会的习惯，对本身欲望加以各种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缚， 这种控制的力量出自社会自我。所谓ego者，则可译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 自我受外界接触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则对自己赋予一种社 会价值。这种种构成各人个性的程序复杂，包括压制，转变目标，自然其说，品性升华 等等离奇的方式，多时其本人虽经过种各机械作用而不自知，或虽知而不愿剀切承认。
唐太宗及贞观之治，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 动的人物。他曾要卢祖尚任交趾镇抚，卢已答应就任，回头又向皇帝推辞，李世民邀请 再三，卢坚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时斩卢 于朝堂。所以吕思勉说他“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不是没有根据。可是他既有弑兄胁 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中，且受良心谴责，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为， 无非自卫。至于他和兄弟间要走此极端，则是他总戎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既登 九五之尊，则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作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 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马（秘书及顾问）据说有教唆李建成图世民的策划，他也将魏 征接收过来，倚为顾问，才表示他始终宽宏量大。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 余事，多时违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死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庭辱 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 不贺！”上乃悦。 可见得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 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 魏征也自知处境的危险，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 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共荣。 将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经病医生的卧榻上，不是本书的目的，叙事过于琐碎，尤与 纵谈“大历史”的宗旨相违。只要有了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唐朝之设尚书、 中书、门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至远。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 成选民区，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时会，７世纪这初第二帝 国这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 度，上下都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将他执行专制皇权时， 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 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 不要。中介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 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 民。也等于罗兰夫人在法国革命时上断头反前给历史留下一段见证：天下很多犯罪的事， 都以自由名义行之。也等于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 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家 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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