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握手

（百人访谈之27）

如今80后的尊敬的后生们，e字当头，信息灵通，头脑前卫，但是我估计，绝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赫鲁晓夫这个名字。他们更不知道，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大地上，特别在六十年代，这个俄国姓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知名度之高，任何外国人望尘莫及。文革之初，曾记否：“警惕睡在你身旁的赫鲁晓夫”，喊遍大江南北，震撼多少中国人的神经。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北京会晤

文革时期的大字报

文革时期的大字报

想当年，赫鲁晓夫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60年代，中苏从友好转向论战并逐步升级，赫氏被我们定性为苏修的头号代表人物，反复批判，大有与赫鲁晓夫不共戴天之势，并成为发动文革的重要论据：“把隐藏在中国各级领导班子中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才能使国不变色，党不变修”。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后来的事态发展，否定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人们通过反复实践才明白，中国是否能发展崛起，不在于赫鲁晓夫。

我的回忆回溯到50年代后期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观赏莫斯科红场的雄壮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后，当晚出席克里姆林宫的国宴。我才到莫斯科上任不久，年纪太轻，20出头，首次出国当记者。首席记者李何（瞿秋白的女婿）和夫人独伊（瞿秋白女儿）回国休假，我单身一人，无法退却，持请柬赴宴。我们的苏联籍司机彼得是退伍红军士兵，准时到位于莫斯科的洛普辛斯基胡同的办公室接我。汽车驶入克里姆林宫（它是一个建筑群），在格奥尔吉也夫大厅门口停下，警卫检查请柬和身份无误后，我进入大厅，沿着白色大理石的宽大台阶而上，抬头一望，赫鲁晓夫和夫人在大厅门口迎候各国各方面人士。

克里姆林宫建筑群

辉煌的大厅

精美的雕塑

我伸出手来，与赫鲁晓夫握手：“赫鲁晓夫同志，节日好。我是中国记者。”我用的是俄语。

“欢迎。”赫鲁晓夫当然不会中文，他也用俄语回答。他满面笑容，肥硕庞大的身躯颇有俄国特色。在一旁的他的夫人，同样肥胖，也伸出手来。我立即恭敬地上前：“赫鲁晓娃同志，节日好！”那个年月，“最骄傲的称呼是同志”，与今日的先生小姐满天飞，不可同日而语。

走进金碧辉煌的大厅，与后来建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相比，前者是帝王气派（俄国伊凡皇帝建于15世纪），后者是人民气派，两者迥然不同。

克里姆林宫的国宴，与中国的不同，不是一桌一桌，人们围桌而坐，而是客人们摩肩接踵，你来我往，持杯交谈，并不按席次而不动，唯独苏联领导人所在区，由便衣看守，闲人莫入。他们把宴会看作是一种社交，而不是规格。菜肴放在长桌上，由人自取，类似高贵格的自助餐。什么叫高贵格？鱼子酱是人们的首选。我发现，有经验的俄国人，先用厚厚的黄油涂在一块面包上，一口吞下，据说是为了保护胃膜，免得一饮而尽和一再干杯的烈酒（伏特加），刺激空腹而失去常态。俄国男士们爱酒如命是有名的，莫斯科街头的“醒酒所”，经常从街上拖进不省人事的酒徒。

赫鲁晓夫该如何评价，我没有这个水平，但他的思路和作风，颇有特色。他曾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皮鞋敲桌子以示抗议。他曾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辩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更优越。他也曾当着美国人的面，公开豪言壮语：“我们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

半个世纪逝去，弹指一挥间。奇妙的是，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 赫鲁晓夫于上世纪90年代来美，并向美国申请永久居留权。他是一个导弹工程师，美国当然予以核准。1988年，他曾写了一本回忆父亲（赫氏于1971年去世）的书，题为《一个领苏联退休金的人》（大陆译本题为《赫鲁晓夫下台内幕》）。日月如梭，想来谢尔盖·赫鲁晓夫也到了领退休金的日子，不过，他领的是美元，不是卢布。

胡思升（右一）和友人，摄于莫斯科的列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