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打入《人民日报》

（百人访谈之二十三）

　　本文的标题，既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我目睹耳闻了此案的全过程，也与故事女主人翁交谈过。她就是我的同事，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王金凤。

金凤（我们都习惯地这样称呼她）原来不姓王，姓蒋，就是与蒋介石同姓，这是祸端之一。后来小道消息说，她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更有说她是蒋的“侄女”云云。我将信将疑，但在文革时代，见风就是雨，真假难辨，果然祸从天降，降到金凤头上。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凌晨，住在北京永安路人民日报宿舍的金凤，和衣躺在床上，黯然地等待着恶魔的逼近。为什么叫等待？因为她已经预知了狂飚之降临。几小时之前，她的丈夫赵宝桐（空军战斗机驾驶员，赴朝鲜参战后因击落多架美军战斗机而获得“空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金凤就是采访英雄而相恋成婚的），突然打来一个紧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好像地下工作似的，像怕人听到似的，要金凤立即骑自行车赶到永定门火车站去见面，不容金凤问一个为什么，电话就挂断了。金凤的第六感告诉她，这是不祥之兆，到底是什么事，猜不透。

英姿勃勃的志愿军空军

战斗英雄赵宝桐

在昏暗的车站，满脸愁容、憔悴不堪的赵宝桐把妻子拉到一个背人的角落，声音嘶哑地说：“我已经五天五夜没有睡觉了。五天前，北京空军司令部代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我谈话，说你是国民党中统特务，要我和你划清界限……”

晴天霹雳，金凤万万没有想到，她这个1947年入党的地下共产党员会成为国民党特务。赵宝桐又说：“他们还说你是战略情报特务，是要犯。要我揭发你的问题，立即和你离婚，还说离婚后组织上给我介绍一个造反派的对象。”

金凤的心马上沉了下去，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和赵宝桐生有二女一男，当时最大的不过十二岁，最小的才五岁。赵宝桐还有点侠骨义气，既偷偷给“特务老婆”通风报信，又为妻子打气，“你放心，我绝不会听他们摆佈，我会保护你，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会等下去。”金凤心里没鬼，回答说，“我想，最多一年，总会审查清楚。什么中统特务，胡说八道，他们有什么证据！”

片断的回忆正在脑际掠过，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门一开，两名解放军军官站着，说：“我们是北京卫戍区的，收拾行李，跟我们走！”

“到哪里去？为什么？”

“到那里你就知道了。”

任何分辩都是多余的，金凤被带上吉普车开到北京郊外一座灰色大楼，关进一间房间，从此与世隔绝。

当时金凤被捕的信息立即传遍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中统特务”被捕的刹那：金凤开门见到来抓她的人，立刻把预先准备好的一颗毒药往嘴里扔，被解放军扼住脖子，逼她吐出来，不让她自杀……。我真佩服文革时期人们的超级想像力，虚构的电影镜头可以乱真。后来我问过金凤，她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汹涌而起的大字报贴满编辑部大楼，“打倒国民党特务王金凤”的字样到处可见。我也在这样的大字报上签了名。“随大流，不挨揍”，只能如此。

金凤关在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房间。一张木床板，一只旧板凳，金凤的代号是一一九号，从此，她成了单身牢房的囚犯。

金凤是人民日报名记者，马列主义的书也读过不少。她记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名句：“单身牢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新发明，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残酷刑罚”。真是绝妙的嘲讽。

金凤准备被提审，可是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动静。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中旬才有人同她接谈，金凤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关押了五年多，总共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

一九七三年四月中旬，由于林彪的死亡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垮台，金凤终于被召去谈话。

“你是怎样进来的？”谈话的干部问金凤。金凤一听，气得几乎昏厥过去：“我是怎样进来的，我正要问你们呢！”

那位干部没有恼怒，说：“我们刚刚接手你的案子，说实在话，没有片纸只字的材料。”

没有任何材料，当然更没有证据，就可以抓人，可以关押五个年头，真是今古奇冤！

从此，金凤在拘留所开始骂人了，这是沉默的总爆发。她整整骂了三天。处置的方法是让她服用“冬眠灵”，使她昏昏沉沉“冬眠”了一个星期，“免开尊口”。

五月中旬，第二次被叫去谈话。那位干部说：“我们到人民日报社查看了你的档案，又召开了座谈会，你的问题基本清楚了，只等上面审批。你放心吧！注意身体。”

金凤想到五年不通音讯的丈夫，就问：“赵宝桐呢？”

这个本来寻常的问题突然很敏感，那个干部吱吱唔唔，说是不大清楚，要去了解一下。

案件即将了结的前景并没有使金凤宽心。她的丈夫呢？她的三个孩子呢？她快要发疯了，精神极端不正常。

金凤与世隔绝，她当然不知道，她的丈夫赵宝桐已经和她离婚，而且是经过法院判决的“法律程序”。怪异的是，离婚案的一方——女方，却不知此事。实事求是地说，赵宝桐也是无奈。空军最高领导通知他，他的老婆是“中统特务”，已经定性并被逮捕，他相信谁呢？他是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高级指挥官（师长），怎能不“划清界限”呢？随着金凤被关押时日的延长，赵宝桐也感到无望了。“离婚”后，组织给他介绍了“可靠的对象”——一位在东北铁路工作的“红五类”女干部。不仅结了婚，还生了孩子。

金凤恢复自由，据理力争，不承认这项离婚判决，哪里有不经当事人表态的离婚判决呢？赵宝桐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北京探望金凤，坦诚自己的苦衷，并明白表示仍对金凤信守承诺，但如今已另立门户的婚姻怎么办呢？新的妻子也是不知情的“受害人”。

离奇的冤案带来了离奇的后果：赵宝桐暂时有两个家，每个家庭都有妻子和孩子。两家的妻子和孩子都是无辜的。

金凤终于渐渐弄清了真相。有人诬告金凤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并且是潜伏的“中统”特务，说金凤经常喜欢到解放军采访，目的就是刺探军情。不错，她确实常去解放军部队采访，还采访过刘伯承元帅。吴法宪（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便把上述未经核实的诬告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一听便说马上抓起来：“中统特务、蒋介石亲信已打入人民日报，还得了！”

一个人的一句话，尽管荒唐之极，就可以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几乎致人于死地。这就是文革，使中共的威望降低到低点的重要原因。

又经过三年多的另一种折腾，赵宝桐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离婚，最终仍和金凤和三个孩子恢复旧日的家庭。这三年多，报社的同仁常说一句辛酸的玩笑：一夫两妻，谁之过？！

退休后的金凤和赵宝桐，垂垂老矣。

赵宝桐已于几年前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