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说一，我的感觉是，他实际上是“别梦依稀”了。这么多年，我和他没有交往，不能强求一个公务如此繁忙的高官，会长久记得一位普通的媒体人。　他马上递给我一张名片，一看名片，我笑了。　名片上，只有薄熙来三个大字，末端有一行小字：大连市长。　没有地址，没有联络电话或传真。　实际上，要和薄熙来这样一种官位和等级的人联系，有名片和没有名片一个样。　再说得明白一点，高层次的人是不需名片的。　君不见，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从毛泽东，周恩来（第一代）到邓小平（第二代），再到江泽民（第三代），　如今的胡锦涛，温家宝，难道需要名片来自我介绍或联络人头吗？　笑话！　由此可知、中国的名人、大人，在是否持有名片上至少有三个层次：不用名片的，必是中央级大人物；用名片而不列出地址、电话的，乃是高层人物；有名片而开列一长串头衔的，大概是普通人。　以本人为例，一度我在美国使用的名片有１０个头衔，恰恰证明我的一般性与平凡性。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３年，我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国际新闻报道专业硕士生的指导老师。　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研究生院两任院长周扬和温济泽的6、7份聘书。　并不是我一个人接受研究生院指导老师的聘书。那个时日，硕士生研究生院刚刚打开大门，大批有志于国际新闻报道的青年人涌进大门，哪里去物色一批指导老师呢？新闻研究所就落脚在人民日报大院。 “近水楼台”，　人民日报国际部的主要编辑记者便挑起了指导老师的任务。　都是业余兼职，拿一点微薄的指导老师费，不可能倾全力投入。　只有一次，我是作了点准备为全体新闻研究生讲了一场大课：《怎样进行人物采访》。

毕业出来的研究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出了不少人才。　这主要是他们自己的才华、勤奋和孜孜不倦的结果。　二十年来，他们之中有人见了我，称我为“老师”，常常使我汗颜。

两位如今出人头地的研究生，薄熙来和何亮亮（香港凤凰卫视总编辑兼时事评论员），他们的硕士论文题目，我还记得。　薄熙来的题目是：《剖析美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大意）。　何亮亮的题目是：《论杨刚的国际报告文学》。　薄熙来进行论文答辩那天，由三人（包括本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委员形成一排，正襟危坐，薄熙来面对委员会，委员们相继提问，他一一作答。　最后我们三人一致通过他的答辩并签字，最后授予薄熙来硕士学位。

薄熙来和胡思升合影

　

何亮亮，也有一点来往。2004年11月，纽约“维多利亚游轮公司”老板毕东江先生，委托我邀请两岸的名人免费乘坐他的美式游轮畅游长江。李昌钰夫妇、杨思胜、申湘如、吴慎、卓以玉和国际大企业、华文媒体代表等欣然应邀。7天时间，阅尽上海到重庆的千重水、万重山。我和何亮亮，享用幽雅舒适的氛围，白吃白喝，一叙别后之情。我想，此情此景，包含着相当高的幸福指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