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香港老朋友寄来一本书，打开一看，书名《习近平传》，作者吴鸣，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老友好意，以为我仍然十分关注大陆政局沉浮，殊不知本人移居美利坚多年，离开中国的心脏太远太远，不倾听它的律动太久太久。顺手翻阅这本新书，虽然无法作出是否客观、真实的评价，但看来作者的本意，想要探索习近平所以能在七个月内连跳两级，晋升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其中的奥秘与轨迹何在？

我不认识习近平，但80年代，与习家多多少少有点直接间接的接触，包括面见习仲勋。往事并不如烟，此话不错，的确不错。

　　　　　            
　　　　　　　                  1975年，习仲勋夫妇与子女在洛阳。当时习仲勋还没有平反和复

　　　　　　　　                      出。（后排左一为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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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习近平的传记，其中相当大的笔墨，描绘了他的父亲习仲勋在中国政坛的大起大落。邓小平的三起三落所以名留史册，是因为这位在人大会堂摆设的导致他第三次落难的政治局围攻会，一言不发，只开了一句四川腔：“死猪不怕开水烫”。中国高层人物的升降，都是毛泽东一言定音。习仲勋在1962年突遭灭顶之灾，也是一句话。当时一本题为《刘志丹》的小说初稿，本来没太引入注意，不料有人进言，说什么此书借吹捧当年陕北根据地的群众领袖刘志丹，以及高岗、彭德怀，来否定党中央、毛泽东。老毛正苦思冥想“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咒语如何灵验，就在1962年8月北戴河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拿《刘志丹》书稿发动突然袭击，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并引申到“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制造舆论”的吓人高度。据说是该小说幕后策划人的习仲勋，马上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宝座，跌到万丈深渊，不仅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遭到关押和软禁，长达16年之久，当时全党震惊，高官们面面相觑，个个噤若寒蝉，誰也没有提出异议，誰敢提出异议！

这是一段前话。后话是，毛泽东上了天，常识和理智落了地。习仲勋平反，小说《刘志丹》也平反，姗姗来迟的中央文件宣称：“《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是一部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的作品，习仲勋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是完全正确的”。翻手为云覆手雨，此之谓也。

习仲勋于1983年8月的一个炎夏之夜，召我到中南海“谈谈天”，也谈到这一切肤之痛，语调是平和的，只是说：“整我的是康生，从1962年开始。1965年底，发配到洛阳拖拉机厂当所谓副厂长。1967年押解到北京，关了整整7年，一个人一屋。”他没有激动地描叙所经受的种种可以想象或不可想象的磨难，包括文革中被揪到西安、富平等地批斗的摧残，特别是对一个13岁投身革命、属于开国元勋的中央领导人。也许他知道我采写过多少位曾居高位、功高名大而又下过人间地狱的大人物，诸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贺龙夫人薛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以及陆定一、谭震林等人，因而会比没有阅历的人更能懂得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深奥。当时我不敢问的是：进谗言、扇风的是情报头子、伪君子康生，没有毛主席的首肯和点火，悲剧式的冤案能够发生吗？当时我也明白，习仲勋会见我的时候，已经复出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说话不能超出当时允许的范围，彼此心照不宣。

细心的网友和读者想来会问：习老和你有何交情，居然请你这个小人物到勤政殿聊天？是的。按常理，这次不合规矩的见面不会发生。习老这一次也算不按常理出牌。其中内情，让我细细道来。

那年8月20日傍晚，习老的秘书电话到我家，问我今晚是否方便，“仲勋同志想约你来中南海谈谈”。我当然很高兴。如约坐车进中南海西门，一道道解放军部队的持枪警卫，一见我的车号就作手势示意放行。车到勤政殿，秘书已在等候，时间是晚上八点。

步入他的办公室，习老从座椅上站起来，握着我的手，满面笑容。我不懂面相，由于零距离相会，第一印象是：憨厚、朴实、平和。请我坐下后，给我递烟，是英国“三五牌”。我说不抽烟，他半开玩笑说：“写文章的人不抽烟，不多。”两人相视而笑，我顿时有一种从未经历的感觉。不管怎么说，官位、官场、官话，并不因为高唱“为人民服务”，就不存在了。见官难，是大陆的另一种社会现象。每次回国，我在大陆的一位作家朋友柳萌多次跟我说：“我的朋友，做官做到副部级，我就主动不来往了”。语带诙谐，内心的独白是：过去称兄道弟，官一大，架子大为膨胀，伺候不起了。写到这里，联想浮翩。君不见大陆的众多落马高官，“十贪九色”，95%都豢养情人。如果他们在落马前能腾出一点和“红粉相好”的时间和精力，交几个“布衣之交”，真是阿弥陀佛了！

闲话几句，习老步入正题，说：“你给书记处的信，乔木同志批示同意。启立同志不在，转到我这里。我就不批了，当面找你谈谈。”大家知道，中央高层向来有一个文件轮流签名批示的制度，当时的总书记是胡耀邦，胡启立、胡乔木、习仲勋都是常务书记。我信中的个人请求不值得打扰总书记，三位书记批示就可定夺。

给中央的信中，我抱怨我所在的由书记处领导的这家全国大报，由于文革派性作祟，一再阻挡我驻外机构借调我担任国际调研工作的要求。信中简述了我长期从事国际报道，包括派驻苏联、匈牙利、波兰、泰国担任记者，以及参与大量国际评论的撰写，懂英俄文，却被放到国内记者部门，罔顾报纸反复高唱的“人尽其才”的原则。

习老对我说：“我同意，人尽其才，叫报社放行。”

我也如实反映：“我多次提出，每次被红灯挡住。”

习老见我不放心，说：“我会亲自给你们的社长秦川打电话，叫他开绿灯。”

我心中感到宽慰，但我心中也明白，习老所以把本来可以画圈批示的小事，改成当面召见我，是因为他对我多少有些了解，或者说，他已经从他的一位忘年交的朋友那里知道我一些事。这位“忘年交”，就是冶金工业部的俄文专家陈隆增。由于我和陈隆增是无话不谈的好友，这样，经常去习老家串门的他，常常谈起我，包括我反映的情况，有一个重要的情况，习老调查后立即采取了措施。有时习老不在，他就和习夫人齐心聊聊。令人深感痛惜的，我越洋来美后的10年后，习老乘鹤西去，告别人间。我情不自禁地有一点随想：如果国内身居高位者，能够在繁忙的工作圈子之外，有点圈外的接触，也许会吹来一点新风。古话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无徒，就是没有私交。

谈完我的工作调动，习老跟我闲聊。他知道我第一个公开报道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沈醉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就扯到沈醉撰写的《我在大陆三十年》这本畅销书，“这本书，耀邦看了，我也花了两个晚上，读完了。其中有些话，可能受党的教育久了，似乎可以写得含蓄一些。”说得比较婉转，含义明明白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是沈醉的处境，但那些对共产党的溢美之词，难道完全是真实的内心独白？一位中央的高层，对歌功颂德能保持一分清醒，难能可贵。

又聊到当时安排各级领导班子，到处宣传不准“三种人”（注）进入。习老也发了一点议论：“人是可以改变的，三种人也不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看问题不是僵硬表面，而是通达辩证，给我印象至深。

 　　　                左起：郝平，胡思升，陈慕华，潘荻。1982年摄于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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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老有两次婚姻，他前妻的女儿叫郝平，当时在《中国商品》杂志，和我一起作过采访。有一次，我们联手采访陈慕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妇联名誉主席。郝平衣着朴素，为人低调，有习家的风格，与有些高官子女的张扬和骄横，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人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不一定。父亲当然影响儿女，但未必“必有其子”。值得一提的是，父亲遭大难的那年，习近平才9岁，文革狂飙也把刚初中毕业、不到16岁的他推向延安插队劳动，其中的甜酸苦辣不胜唏嘘，亲历的世态炎凉恍如昨日。没有吃过苦难的人，能跳起重担吗？在中国，大概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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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种人：文革期间跟着林彪、江青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