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傅聪、胡思升、傅敏。北京胡寓，80年代初。

刚收到傅聪的弟弟傅敏从北京发给我的电邮，写道：“家兄今年来两次回国作巡回演出，有深圳、广州、海口、南昌、上海、南京、武汉。都是萧邦 Piano Recital。今年是萧邦诞辰200周年，所以他特别忙。”这当然是因为，傅聪与萧邦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了。傅聪的被人所知，就是在他19岁那年到华沙参加萧邦钢琴大赛获奖而展露头角的。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说，没有萧邦，大概就没有傅聪。

傅聪说过一句名言：“当一个音乐家，永远是孤独的”。傅聪走过的路，不仅伴随音乐的、钢琴的美妙和音，也掺杂非音乐的刺耳旋律。他遭遇的孤独，更具有中国特色，西方人不易完全听懂。

傅敏的电邮，勾起了我的一点回忆。五年多前，2004年10月8日纽约的冬初之夜，在相隔七、八年越海遥望之后，我和傅聪相聚了。傅聪是专程从伦敦来此在曼哈顿的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他的个人演奏会。也算为他七十岁贺寿，虽然他是不赞成过生日的。我到他练琴的地方去接他，然后，我们两个平民，到“王朝豪庭”餐厅共进孤独的晚餐。

2004年10月8日，傅聪和胡思升在纽约的冬夜相聚于“王朝豪庭”。这离他们初次在华沙见面，时光已经起起伏伏地飘过了40多年。

没有题目的闲聊，聊来聊去，自然而然地走进回首往事的小路。将近半个世纪了，从飘洒翩翩的青春年少到阅尽沧桑的交往；从华沙、北京到纽约，我和钢琴家傅聪的交往，时间的长度，君子之交的清淡，跌宕起伏的深度，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谁也难以寻找到躲避风浪的港湾，谁都要面对全方位的冲击和锤炼。

一、华沙的日子：少年不识愁滋味

回忆的镜头追溯到四十多年前的华沙。我，作为中国大报常驻波兰的记者，在美人鱼凝视的维斯杜拉河畔，在肖邦旋律永不消逝的土地上，与傅聪结下了青春年少的友情。我和他，当时二十岁刚出头，“少年不识愁滋味”。谁也没有料到，中国大陆的政治风暴已“起于青萍之末”，并最终把这个青年钢琴家才俊席卷而去。

更没有料到的是，九年之后，傅聪的父亲，也是我敬佩的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梅里美的传神翻译家傅雷，对打着文化旗号的倒行逆施感到绝望，在极度悲痛中来不及，也没有可能在与伦敦的长子告别，亲手撕开被单作成上吊的布绳，携夫人朱梅馥一起，亲手窒息了自己的生命。

不必隐瞒，在政治恶浪大起大落的整整二十个年头，我始终对傅聪的友情讳莫如深。纵使“文革”中贴满墙的大字报“勒令”我交代与“叛徒傅聪”的关系，我仍然保持沉默，不置可否。我知道，那个年代盛行的势不可挡的“外调”，腿再长、气再壮，也跨不过游泳健将都能越过的英伦三峡。

我的沉默是表面的，那一幕幕的往事，历历在目。

1957年元旦，莫斯科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度过新年。我却前往火车站，登上西去华沙的列车。刚接到报社通知，周恩来总理将率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波兰，要我随行采访并先去准备。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当代青年人几乎忘却的史实。1956年下半年，波兰、匈牙利局势剧烈动荡，反对苏联控制、要求独立和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西方国家也推波助澜，驻波匈的苏联军队几进几出，力挽摇摇欲倒的狂澜。1956年夏，匈牙利的形势突变。原最高领导人拉科西逃亡，纳吉上台任总理，宣布退出社会主义阵营。10月，苏联红军以强大火力攻进布达佩斯，开始巷战，这个有“小巴黎”之称的城市，与外界的联系中断。11月5日半夜，我接到北京指令，命我从莫斯科星夜兼程，采取一切方法赶往匈牙利首都。我在莫斯科的沃努科夫机场搭上一架运输机，降落在一个苏军坦克基地。睡了一晚，次日，有将军衔的基地司令接见我，表示苏军一个装甲车队即将入城，是否愿随苏军前往，由我决定，但不能保证生命安全。大概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吧，我毫不犹豫地冒着枪林弹雨，随苏军装甲车进入弹痕累累的布达佩斯，进行第一手采访。可能是这一段别人无法替代的经历，在我返回莫斯科后不久，又指令我前往动荡稍弛但并未停息的华沙。这也就是50年代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这一事件对毛泽东决策“反右”并揪出50万“右派”知识分子，起了不容讳言的推动作用。

乘坐架着重机枪的军用装甲车，是我生平第一回。有人可能会说，装甲护身，还怕什幺？ 我当年乘的那辆，没有顶，敞篷，全身暴露。我本能地把带来的帆布箱顶在头上。虽然冷枪不断，总算平安到达布达佩斯的苏军司令部。又一位苏联将军会见了我，他十分惊奇地询问我，一个中国记者，怎么能不远万里而来，闯入戒备而又危险的城市。他问我准备去哪里？应我的请求，他派军车武装护送我到中国驻匈大使馆。一到大铁门紧闭的使馆，门内多位留学生手持棍棒，严密戒备，因为当地军警系统瘫痪，外交领地也只能自保。我报上姓名，请他们立即通报郝德清大使。郝大使当然记得，就在半年多前，我和黄操良副总编辑，作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邀请的记者客人，来此参加国庆典礼。那是阳光明媚、莺歌燕舞的春天，拉科西曾在国会大厦接见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仅仅半年之后，这个国家一度变了天，没有苏军坦克的左右开弓和驻守街头，借用国内的常用语，“红旗已经倒地”。

郝大使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别后惊雷，当时谁也没有先见之明，意识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动大手术时不行的。邓小平的高明就在于，在中国经历了极左的文革，经济跌到“崩溃的边缘”的关键时刻，敢于破除先人的紧箍咒，说出“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这样石破惊天的话。

不料，我在波兰的临时采访，竟变成了记者的长驻。这一变动，才使得华沙见证了我在异国的记者生涯和感情波澜，也见证了我和傅聪的君子情谊。那时，我和他，青春年少，相当天真，几分纯情。

我第一次与傅聪交谈，是在华沙市内他的住所，春光明媚的一个下午。我当时正在采写一篇《中国留学生在波兰》的通讯，傅聪是我国派往专攻钢琴的留学生，就约好见面了。那是一间不大的卧室兼练琴室，一架钢琴摆在突出的位置，表明了主人的身份和挚爱。我在这篇40多年前的通讯中写道：

“就在这架钢琴旁边，傅聪谈起他的教授杰维茨基（Zbigniew Drzewiecki)。杰维茨基是波兰钢琴界的泰斗，波兰音乐学院教授，也是国际萧邦钢琴比赛的创办人之一和评判委员会主席。这位67岁的学者‘桃李满天下’，每次萧邦钢琴比赛的前三名，总有他的学生。傅聪一到华沙，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就成为傅聪的导师。他对傅聪的指导毫不吝啬精力，譬如按规定每次教授的时间为一小时，可是一教往往是三小时，这大概是老师都喜欢有才气的学生吧。”

行文到此，有必要加上傅聪本人后来对这位已故波兰教授的评价：“杰维茨基认为我有非常特别的音乐特质，也有独立思考能力，因此他并不想影响我的想法，反而让我自由发挥。他就让我自己练，自己选曲子。一个月弹一次给他听，以确保我没有误入歧途。所以我基本上是自己学习的”。

第二次碰面是在华沙他的个人演奏会上。在演出结束的后台，远嫁波兰的中国大学生胡佩方，代表我和她献了花。傅聪笑着说：“你们有点欧化！”

两个年轻的单身汉相逢在华沙，谈得来，他常来我的办公室，或一起出去吃饭。我发现他的中文根底很好，宋词唐诗，随手拈来。这无疑是他父亲傅雷的家教和影响。傅聪所以一再说：“中国人学西方音乐，必须先想好自己的文化。毕竟我们的文化是那幺深刻和丰富。”

大概是夏天，傅聪从外地演出回到华沙，兴冲冲来找我。波兰的夏天是令人神往的，无需空调，别有一番宜人之处。他有点兴奋，手里拿着几封信，对我说：“这一回，我对毛泽东真是从心里感到佩服。胸襟如此开阔，知识如此渊博，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我感到有点突然，总以为他不很关心政治。

他递给我几封信，说：“你读读。这是我父亲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及和各界知识分子座谈时的讲话后，抄录给我读。”

我拿起信纸，看见这位巴尔扎克小说和丹纳艺术哲学的翻译家，竟如此认真地一字一句地笔录毛泽东的讲话，抄给在海外研习钢琴的爱子阅读，感到非同寻常。

读完傅雷笔录的“毛指示”，我也顿时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内心深处钦佩毛思想的丰富和升华。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如云水襟怀的毛泽东，耳边似乎想起了他气势磅礴的佳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在这几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乃是中国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请允许我写下当时在华沙从傅聪信中抄录的精彩讲话：

“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不去研究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的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判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用的。”

“《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四川的诗人写了一首诗《吻》。被人围攻，真是大惊小怪。《诗经》的第一篇就是写男女私情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袁雪芬写了一篇文章：《我的蜜月》。新闻界多数人认为不应该刊登。我就喜欢读《我的蜜月》。《文汇报》可以软些，软些，再软些。”

“党内的多数，老干部的多数，看来不赞成我的双百方针。陈其通等四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主张收，要求铲除鸣放中的毒草。我们党历来吃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亏，王明、李立三搞教条主义，差一点把党搞垮。大鸣大放，双百方针，党外热烈拥护，党内冷冷清清，现在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领导共产党。什么是毒草？鲜花刚出现，往往被当作毒草。布鲁诺提出地球绕太阳转动，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而活活被烧死。发明安眠药的人，大家不承认，说他要害死人，药物不准出售。盘尼西林是谁发明的，名不见经传。现在贴大字报的人，可能其中有人将来会接我的班。”

………

毛泽东的这些“放”的言论，的确是讲过的。我从波兰回国后，特意去求证，一些人当场听过，一些人听过传达。但是在公开发表时，讲话却非本来面目了。不仅如此，那些追随毛泽东指示而诚心诚意批评党的某项措施，某个领导的党内外人士，全国有几十万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包括傅雷先生。一放一收，天渊之别。所幸的是，国外的中国人不搞鸣放也不搞批判，一句话，不搞政治运动，傅聪和我，安然无事。

又没有料到，一个指令，在苏联、东欧学习文化艺术的中国留学生全部奉调回国集中“学习”，包括傅聪。这类如今大陆青年人相当陌生的“政治学习”，不是相互揭发，就是自我揭发，傅聪又是个没有学会说假话的人，“资产阶级思想”显然浓厚，被列入需要“下放劳动，接受改造”的名单，不准再回波兰留学。这时，一位长者出来说话了，他就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他说，傅聪已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为祖国争了光，中断学习不宜，让他学成后再接受改造不迟。

傅聪终于回到了华沙，我察觉他比以前沉默了许多。对于一个献身音乐的钢琴家来说，一双能在钢琴上随心舞动的手，比什么都重要。他后来说过：“如果我那时下农村，手工劳动，弹琴的手就毁了。”可以想见，虽然当时身在华沙，他只能从萧邦的旋律里寻找慰藉，屈指计算着回国劳动改造之日的临近。

我奉命离波回国之前，他来到我的住所，看见桌上放着我的波兰女友的照片，只说了一句：“很漂亮！”如果是过去，我们会谈得十分活跃。我当时不晓得他的内心深处，正在酝酿着一个将决定他一生行程的个人最高机密。他不能对我讲，他也不能对任何人讲。

二、出走伦敦：恰似晴天霹雳

1958年12月，我坐在北京最大报纸国际部的办公室，翻阅西方通讯社的最新报道，我当时的职务是国际部的编辑。突然，一条消息使我失去了平衡。粗体字的标题非常触目：“傅聪叛逃伦敦”。

那个年代，中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不相往来，分属两个阵营，泾渭分明。傅聪不告而别，拥抱“老牌帝国”的土地，是叛徒无疑。不像今天，中国人因私事去纽约、伦敦，已是家常便饭。

这一晴天霹雳，使我坐立不安，也使他的右派父亲傅雷处境更加艰难。周恩来、陈毅毕竟年轻时在法国留过学，既说了“各人做事各人当”，也表示“只要傅聪愿意回来，欢迎”。

傅聪当然不会回来，他在海外，也许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左的浓雾并没有在祖国的上空消逝。“文革”的爆发、文化专制的极端使傅聪心痛，父母的自杀更使他深感绝望。他只能与琴键、韵律为伍，倾听大千世界中最美妙、最微妙的声音，沉浸在“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寻”的境地里。

我也只能“表里不一”，用沉默来掩盖内心的波澜。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的狂飙也向我猛袭过来。1967年初，我走进报社编辑部的大楼，刚抬头，只见一张如同报纸头条新闻的巨幅大字报，糊在最醒目的位置，大标题是精心制作的：《胡思升——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标本》。不愧是职业写手，洋洋洒洒，一泻万言，把文革横扫的“牛鬼蛇神”都与本人挂上钩。

一个是邓拓，一个是傅聪，是重磅大字报投向我的两枚重磅炸弹。邓拓已自杀而上了天，文章做不大，没有轰动性效应。“叛徒”傅聪投奔西方而仍然活着，是与胡“无话不谈”的“密友”。“叛徒”的“密友”是什么人，不言自明，再加上所谓胡思升在波兰期间与“波修女特务”（注：文革期间，苏联是“苏修”，波兰是“波修”，唯中国最革命。与中国人有较多来往的女郎，必是女特务）打得火热。“三家村”主帅邓拓的门生、叛国之徒的密友、投身女特务，这三条罪状点燃了报社大字报的怒火，万箭齐发，好不热闹。

报社编辑部的派别斗争，毕竟是文人，“动口不动手”，但报社有印刷厂，年纪不大的青年工人，被“无法无天”的狂热所煽动，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历经政治运动，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我躲在家里“销毁罪证”，国内外亲友的来信“格杀勿论”，免留后患。留存多年的波兰女友的十几张照片，在重看一遍之后，狠心付之一炬。突然，电话响了，一位同事兼挚友压低了的嗓音：“我躲在办公桌下给你打电话，赶快离开家，跑到什么地方藏起来。毛泽东思想捍卫队的一帮人，拿着钢鞭、皮鞭，骑着自行车去抓你。不能多说，立即行动。”情况紧急，好在我行动灵活，我不走正门，跳跃宿舍的铁栏，朝公车站奔去，踏上一辆郊区公车而自我庆幸，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恶运，避免了。   

三、二十年后的归来：心潮澎湃

历史走着S型的路，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伦敦街头，傅聪坐在一辆出租车上。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车内收音机正在转播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BBC播音员的旁白宣布：现在向全球转播北京中央乐团的现场演奏，指挥是李德伦先生，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第一次演出西方音乐。

傅聪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自己的祖国果真换了人间!

他的父亲傅雷也获得平反，上海为此召开了追悼大会。他和他在大陆的弟弟也傅敏恢复了联系。

傅聪并不是吃洋麺包长大的。他的父亲傅雷专攻法国文学，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傅聪从小读唐诗宋词，这是严父的家教。傅聪跑到伦敦后，傅雷虽身受右派冤屈，仍在给远在异乡的儿子的信中写道：“关山远阻而你我之间思想交流、精神默契未尝有丝毫间隔，也就象征着你这个远方游子永远和产生你的民族、抚养你的祖国、灌溉你的文化，血肉相连，息息相通。”

四十年家国，八千里山河，那是切不断的。奇特的是，傅聪弹奏的是西方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却从中华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和启示。他常常把萧邦比作李后主，把贝多芬比作杜甫，舒伯特比作陶渊明，莫扎特比作李白。这不是生硬的对比，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联想和遐思。傅聪对我说过：“西方古典音乐有它独有的意境，但当我弹奏时，常常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中国的诗词。莫扎特有一章回旋曲，主题就是：每一次回来，却更添加乡愁，而且结束之时好象不曾结束，恰似古诗中‘更行更远还生’的味道。曲中有两句，简直就是‘触目愁肠断’。德彪西有一首曲子，我把标题译成中国式的《月夜怀古》。乐曲开始时荒凉一片，像历史流经无垠的沙漠，如同置身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意境，几千年的历史，都浓缩在短短的乐曲中了。”

傅聪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一个被称作“叛徒”的人，在北京受到礼遇，这是历史的颠倒之再颠倒。他被聘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客座教授。在颁发聘书的仪式上，吴祖强院长称赞傅聪近年来仆仆风尘，回国讲学，为培养中国新一代的钢琴家而不辞辛劳。傅聪致答词：“我是新中国的产儿，永远忘不了她对我的养育和培养。”

 80年代初，傅聪从伦敦回国，在北京胡寓与胡思升相聚。

1982年底，傅聪第五次回国，他照例把他在北京个人独奏会的票子赠我。我问他：“还记得王炳南大使吗？”王炳南是我们两人在华沙时的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他当然记得，并特地托我转赠两张票给刚出任中国人民友好协会会长的王炳南。我当即打电话给王炳南，转达傅聪的邀请。不愧是一流的外交家，王炳南立即说：“明天晚上，我请客，除了傅聪和你，我把夏衍也请上。”

夏衍、王炳南、傅聪和我，就这四个人，在北京饭店一间幽静的贵宾室里共进晚餐，没有客套和官话，不需要敷衍和搪塞，虽然辈份不同，却有着共同的心声。

1982年末，四人（右起：傅聪，夏衍，王炳南，胡思升）劫后重逢，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摄于北京饭店贵宾厅。

席间，傅聪当面感谢当年夏公为他再赴波兰所助的一臂之力。夏衍淡淡一笑，乘机有所指地发了一点议论，甚为有趣：“不要害怕外国的东西。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所谓中国民族乐器，凡两个字称呼的，大体是外来的。二胡、琵琶、唢吶，都是。佛教，在中国影响最大，也是进口的。中华民族有能力吸收、消化外来的东西，为我所用。”

我曾陪傅聪、傅敏去夏衍的家中拜访过一次，那是1983年元旦。除了看见夏公钟爱的猫在闭目午休之外，这位那时已83岁的暮年之人，思维仍然活跃，对我们说：“我作过预言，如果四化实现，中国成了强国，全世界都会学京剧。”谈到当时的文艺改革，“民族的艺术形式，如京剧，有的能改，有的不能改。芭蕾舞演祥林嫂，何老六把祥林嫂举起来，不伦不类。林黛玉跳脚尖，身体吃得消吗？”

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或明或暗地交锋，这毫不奇怪。傅聪回国，掌声不断，也有人对此不满，说怪话。两极的反应，促使当时在任的胡耀邦总书记不得不出来说话：“傅聪回国，应予欢迎，不应歧视，但对他当年不告而别，仍需表态。”好一个“不告而别”，妙哉！

我写了一篇题为《傅雷的家书和傅聪的琴音》的短文，并经总编辑秦川核准，在中国最大报纸上发表，文中就使用了“不告而别”的中性词。这是中国官方喉舌首次报道傅聪回国之事。

傅聪对琴音有职业的敏锐，并不意味着他对国内的政治风向不敏感。大陆突然批判白桦的作品《苦恋》，使本来心有余悸的“老九”们的心跳加速，也使傅聪担心“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中国人太熟悉的政治运动是否即将降临。他戴着些许的失望，回到了英伦。

四、风流倜傥，本色不改

傅聪是个我行我素、不迎合潮流的人。他又是个对艺术极端认真、一丝不茍的人。这一性格，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和生活方式。

2004年年底在纽约等地演出，傅聪仍然坚持每天练琴八、九个小时，雷打不动。这是他一生的信条和身体力行。他到纽约后打电话给我，相约见面。可是他天天需要练琴。最后只好到友人借他练琴的住宅去，他告诉了一个我不熟的地址。我怕不好找，他说你听到琴声，那就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天天练琴，“把人生的一大半时间都消磨在钢琴上了”，这就是傅聪。他应邀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所以选择上海，大概是他度过少年时期的故地吧！

傅聪不用计算机，不设网站，没有E-Mail，也没有手机。他说，有事发传真，又快又好，够了。他没有名片，也不欣赏中国人动不动就给人戴上大师的帽子。他从来不喜欢形式主义的东西。大陆长时期高喊的“毛主席万岁”，傅聪坦承举不起手来。细想也对，“万岁”不是封建帝王的称呼嘛！

在北京时，我见过他的第三任夫人卓一龙和两个儿子凌霄、凌云。这次在纽约相聚时，才得知两个儿子都没有承继父业。他的第一位夫人是国际知名小提琴家曼纽因的女儿Zawira，第二任夫人是一位南韩外交官的女儿，都以离婚告终。此外，他在一次到台湾举行演奏会时，曾与女明星胡茵梦（李敖的前夫人）有过短促的浪漫之情。艺菀情种，是也。

以不变应万变的傅聪，也有一点变化。那次在纽约，他的演出服是一身黑色唐装，有别于以往的西式燕尾服。更出人意料的，极少演奏中国作曲家作品的傅聪，在纽约、波士顿演出，难得地选用了居住在纽约、相互从未见过面的宋抚元的《琴诗》组曲中的《松下问童子》、《咏怀》、《荆轲渡易水》。他是不是要借此表达一种对中华文化的幽幽深情呢？

傅聪的父亲傅雷早在1942年翻译罗素作品时写下一句话：“人生的暴风雨和自然界的一样多，来时也一样的突兀。”半个多世纪的大风大雨，给这对父子的洗礼是如此猛烈严苛，变化无常，又如此悲喜交集，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