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在接受胡思升的采访。

1980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是我记者生涯中独一无二的难忘经历。北京已是初冬，凉意沁人。作为中国第一大报的高级记者，是有点特权的。当时正值审批“四人帮”，只有中央级媒体中的少数经过批准的记者才有资格参加。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北京向媒体开放的大门显然比以前扩大了很多。

那天晚上，报社的专车送我通过有持枪警卫站岗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大门，警卫看见我座车的车号，持枪敬礼，让我通过。我走上铺有厚重地毯的二楼。我突然迈不开脚步。难道是历史开了个大玩笑！今天我要采访的人物，就在昨天，他还是一个已经蹲了十三年大牢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徒”、“内奸”，而且是由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定性的，可谓“铁板钉钉”，关在中国最森严、连自杀都绝无可能的秦城监狱（注）。而十三年前，他是最高层的中央领导人中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参与高层决策，绝非等闲之辈。然而今天，就在我踏上这象征高贵和身份的病房红地毯之前的几个小时，他却从阶下囚又变成高干医院的座上客。中国大地上发生过的人物故事，所以神秘到外人难以理解的境地，就在于此。

 病房的门半掩，我推门进入客厅，在明亮的灯光下，一位长者穿著睡衣坐在沙发上。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一度赫赫有名的陆定一。

 他没有站起来，目光略显呆滞。怎么不是呢？！十三年，4745个日日夜夜，有时还带着手铐，已经70多岁，能活着走出牢门就是奇了，或者说是命大了。

 我走近他，凝视着他布满皱纹和一头白发的脸庞，双手握着他，说：“我是来采访您的，定一同志。”他的脸松弛了下来，微笑了，操着难改的无锡口音：“你是第一个，消息灵通。请坐。”漫长的十三个年头，没有人称呼他同志，他被他献身的党错误地打进了牛鬼蛇神的十八层地狱。

那天他很健谈，也许面壁的年代太长久，今天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与他平等交谈的人，相当兴奋，而且惊人的记忆毫不衰退，种种遭遇，时间、地点、人物，表述准确，不失当年高层文官的风采。他能用形象化的手法，衬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例如讲到他何以能在如此恶劣、非人道的牢房中活下来，他说曾经很气愤，以致眼底出血，后来想通了，把气愤变成大笑，笑那些蠢才，越想越可笑，笑使他保持了健康。他补充说：“有些被冤屈了多年的人，有的得了幻听、幻觉，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了，有的死了。”陆定一九死一生，是一位在他亲身参与打下的政权下遭受残酷迫害的幸存者。

 这一次难忘的采访，我写下了《陆定一大难不死》一文。陆定一曾长期操审稿大权，我的稿件又涉及他本人的政海沉浮和牢狱之灾，非同儿戏。我把稿子清样送他核审修改。极端认真的他，不仅一字一句核审，还作添加。添加之处，有的涉及敏感领域，陆老照写不误，大有死都不怕还怕几个白纸黑字的气概！其中一处，是他亲笔加上的：“刑讯逼供的第四天，由当时的副组长讲话，原话如下‘毛主席指示，对你们这些人那，如果证据确凿，不承认就对你用这个。’说罢拿出手铐，铐上。我当然知道，毛的最高指示中并没有铐手铐的那一句，陆老的用意，是在讽刺个人迷信漫天毒雾下的荒唐，并告诫后人那刑讯逼供的毒辣。”

 陆定一平反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和他的交往并没有终止。他住在北京西郊象鼻山沟，我曾多次专程拜访，海阔天空，交谈甚欢，合影留念。当时有点纳闷的是，与他同受迫害的他的夫人严慰冰，怎么没有同住一个屋檐下呢？当然不能问，也不便问。

 想不到，答案自动找上门来。一天，报馆宿舍的门房用扩音喇叭叫我到门房听电话。八十年代初，绝大多数中央报纸记者家里都没有电话。那时有私人电话，如同今天北京谁有私人“奔驰”、“宝马”，绝对是一种身份。记得我的同事、作家刘宾雁当时曾对我说，为了在家里装一部电话，他给邮电部部长写信，陈述种种理由。大概是那时刘宾雁大名鼎鼎，部长亲笔批示才解决的。如今，北京安装电话无非小菜一碟，手机几乎人手一部，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请原谅我扯远了一点。话说我从五楼快步（因为宿舍大楼没有电梯）奔下，上气不接下气地拿起话筒，对方传来女声；“我是严慰冰。思升同志，你这位记者到处为陆定一写文章，是什么来头，你给我讲讲？你在北京的大报上写，还到香港的杂志上去发表。你写的不符合事实。你并不清楚，陆定一不是好人。”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先答应把在香港发表的杂志送给陆德（陆定一、严慰冰之子）转她审阅，指出错在哪里？陆德当时在英文《中国日报》工作，与我所在的报社同处一个大院，我赶紧把复印件送给陆德。所谓“不是好人”，是何所指？捉摸不出道道，也不敢外说。可叹如今陆、严两位都已作古，我才第一次回述当时真相。

 严慰冰何许人也。抗日战争之初，她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那时，她的父亲严仆已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血气方刚的严慰冰不满当时前方浴血抗战，后方纸醉金迷，愤而给秦邦宪（博古）写了一封信，并附信要他转严仆一阅，其中写道：“你身为父亲，只是生了我，而没有教我。”严仆读后，感慨不已，把女儿的信转陈云过目。陈云读后说：“慰冰要到父亲身边受教育好嘛！告诉她，欢迎她来延安读书。”就这样，严慰冰到了延安，也就在宝塔山旁，她与陆定一结为夫妻。

严慰冰在文革中之出名，并连累陆定一被拖进反革命泥坑，源于她揭发林彪、叶群的匿名信。1965年，林彪的北京住地不断收到“丑化”林彪、叶群的匿名信。这非同小可！林是国防部长、十大元帅之一，地位正在上升，这一特大案件经公安部门侦察笔迹，断定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所写。1965年底，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把匿名信给陆定一过目，说：“中央知道你不会搞这种事。严慰冰冻问题由中央来解决。”为了避嫌，陆定一离开北京到了外地。

 1966年5月，正在合肥的陆定一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通知：中央立即派专机接你回北京。在北京一下飞机，又接到通知：“毛主席要你回来，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山雨欲来风满楼”，陆定一预感形势不妙。虽然他地位不可谓不高，阅历不可谓不多，还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没有估计到毛泽东是怎样运筹帷幄的，林彪是怎样暗藏杀机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矛头，首先直指彭真和陆定一。

 彭真的罪名是所谓搞“独立王国”，把北京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

 陆定一的罪名是指使老婆严慰冰写匿名信攻击林彪、叶群。事实上，林彪所以必欲除陆定一而后快，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林彪正以“一句顶一万句”、“万岁万万岁”、“小红书”、“立竿见影”、“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把毛泽东思想变为宗教程序，把毛泽东吹捧上天，而陆定一却出来反对“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针锋相对。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被定罪为“阎王殿”，也源于此。

 林彪在扩大会议上一口咬定陆定一是写匿名信的主谋，甚至像一个军阀。他指着陆定一：“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林彪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了他的亲笔字条，被文革史家称之为“处女证明信”，并当场收回。

 这封够资格列入“今古奇观”的“处女证明信”，我作为采访审批林、江集团特别法庭的记者，经批准阅看过这封信。“奇文共欣赏”，抄录如下：

 我证明：

一、         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         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         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         投寄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五，十四

 林彪亲自出马反驳严慰冰的匿名信，可见事态的严重。陆定一郑重地在扩大会议上申辩：“严慰冰写匿名信，是中央告诉我的。事前我根本不知道。”会上有人起哄、围攻。

 陆定一回忆当时的情景，对我说：“当时，党风就不成样子了。罪名没有核实就起哄，这是从1959年批判彭德怀开始的。”

 那次会议后，陆定一得到通知，以后不许到会了。他的住所，也被从中南海赶出去了，迁到北京安儿胡同一号，有一个班看守，软禁从此开始。他也从此没有再回到深浅难测的中南海，即使在冤屈平反以后。

 迫害，随着黑暗的升级而升级。1966年5月30日下午，来了五个穿便衣的大汉。陆定一正在看书，五个人像老鹰抓小鸡那样包围过来，拘捕1925年参加革命的陆定一。如果要摆点老资格的话，1925年，那几个便衣还没有在娘肚里怀胎呢！陆定一要他们出示逮捕证，他们没有。我对陆老说：你太书生气了！和尚打起了伞，早已无法（发）无天了。

 被押解到看守所，审问陆定一。陆老反问：“你们是哪个机关来的？”照例是没有答复。陆定一也不回答提问，倒从审问中得知：他在中南海住过的增福堂，迁到安儿胡同住的房子，在无锡老家的房子，都被搜查探测，拆墙挖地。在看守所，无论坐着、散步、就寝，都有两个人站着监视。老革命被当作老特务，身份的颠倒何其快速和两极！而文革中，中国“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堪称世界之最。

 1967年1月底一个深夜，“中央文革”的关锋来了，对陆定一宣布：“一、你是反革命分子，二、你的干部待遇取消，改为犯人待遇。”

 陆定一被激怒了。他宣布绝食，一连五天没有进食。

 陆定一并不知道，他的专案已被陈伯达接管。1966年12月16日，这个也算是共产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对另一个“大知识分子”作了亲笔批示：对陆定一要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十二元一个月”，并“叫红卫兵批判”。陈伯达后来自食其果，也被关进秦城监狱十八年，刑满出狱后自责说：“在文革中，我愚蠢已极，负罪很多。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疯狂的人。”

 文革中经历过被大会批判的人，才能多少体会陆定一到底受过什么样的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那时北京的大型批判会，陆定一是会会必被揪斗的。他对我追溯说：“我被拉出去批斗，大规模的斗争会，至少有八、九十次。北京的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首都体育馆、清华、北大、北师大、北京师范学院，都到过。许多熟人，像罗瑞卿、周扬等等，在那里相见，不是相见欢，是相见悲。小的批斗会更不计其数了。批我的题目越来越离奇，有一次批我：你为什么同意纪念詹天佑，国民党纪念，你为什么也纪念？”

 陆定一常常用嘲笑来回答。

 1967年底，残暴的刑讯逼供上场了。陆老当时幽默地对我说：“这种刑讯逼供，很有味道。”

 审讯组共九人，组长讲话带广东口音，有一个副组长，还有一位女性。审讯时，还有主审到场，两个打手站立两旁。主审宣布：“现在审你。你一天吃一顿饭，一天睡一个钟头觉，我们分三班轮流审你。”车轮大战开始了。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没有？”

 陆老刚说出“没有”，一个人马上揪住陆定一的耳朵，喝令站起来，弯腰成90度，又被推倒在地，再拉起来，拳脚交加。连续打了几天，没有奏效。第四天，抬出了所谓毛主席指示“不承认罪行可以铐手铐”，陆定一的双手被铐住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尝到了钢制刑具紧锁双手的痛楚味道。

 1968年4月底，经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陆定一被正式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在监狱里继续审问。1970年盛夏，连续一个半月，带着手铐，吃饭睡觉都不准除下。“你写不写，写了就不铐你”。

1975年，陆定一的审查结论下达到监狱，总共三项帽子：阶级异己分子、叛徒、内奸，并开除党籍。陆定一一条都不承认。次年，四人帮覆没，神州大地春风劲吹，但陆老的冰冷处境照旧。只有当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反对“两个凡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了“毛主席说错了也得平反”的常识和认识，陆定一的结论才回归客观的事实，虽然他又付出了多作三年牢的代价。

 一个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50年后被宣布开除党籍，陆老有点激动地对我说：“依照党章，如果开除我党籍，我应该有申诉权。”在那个荒唐的年月，党员的权利、公民的权利，靠什么来保障呢！不是陆老一个人，是一大批人，在非文化的“大革命”中，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

 形而上学怀疑狂，也是那个时代的特产。陆老给我举了两个例子。

 “我有个儿子，小名叫德德。在审讯中，说我把儿子取名德德，是别有用心，是怀念朱德和彭德怀。”陆老皱着眉头说，“德德是他外婆取的名，这些人的荒谬真是无以复加，在取名的时候，谁会知道朱德、彭德怀后来的遭遇和下场呢！”

 另一个例子是，抄出了陆定一1965年从上海写道一封信，作为罪证。陆老在信里告诉家里，为夫人买了一只半钢女表，给自己买了一个三防（防水、防震、防磁）手表。专案人员一口咬定，这是暗语，真实的意思是：半钢（江苏无锡口音，“钢”与“讲”同音，陆定一为无锡人），是叫夫人只讲一半，隐瞒一半。“三防”，是暗示自己什么都不讲，好似防水、防震、防磁那样严实。下笔至此，真不知那些项目人员，是侦探小说读昏了头，还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或是其它？

 事情已经过去，为了松弛气氛，我开玩笑说，这可以列入《笑林广记》了。

 陆定一也笑了。

 这一类的笑，其实是辛酸的，或者说，是对那个可诅咒年代的嘲笑。

 1982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大，我照例是中国第一大报派出的记者。“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唐人刘禹锡的诗句仿佛就是对这一次大会的写照。岁月无情，不再大胆提拔优秀的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我们的事业有中断的危险。但并不是每一个领导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又到象鼻子沟采访陆定一，他刚参加完筹备十二大的七中全会，看见我来，握着我的手，拍拍我的手背，心情愉快，长期坐牢留下的浮肿也消失了。他用改不了的无锡口音说，“党的七大、八大，是最好的，九大、十大，是最坏的。从这里面可以引出很多经验教训”，一句话概括了几十年的历史。他在这次全会上向党中央建议，要恢复历史上党和青年团的亲密关系，“我就是早期的共青团员，1925年加入的。把团的工作搞好，就可以有成千上万、几百万接班人。要规定团干部的年龄限制，团中央的领导人不能超过45岁，这样，优秀的新生力量可以一批一批地涌现，补充到党的队伍中来。”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列入新党章草案。一个冤屈地坐了十三年大牢的长者，不是满腹牢骚，而是展望事业的后继有人，使我感触良久。

 那次采访，至今留给我另一个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吹牛拍马之风的痛恨。“为了升官发财、篡党夺权，有许多方法，其中最妥当的一种方法就是拍马屁，林彪、江青、康生所以先后掌权十年之久，就是‘殷鉴’”。他还幽默地作了一个比喻：“拍马屁可以拍到这种程度：你是最不喜欢拍马屁的人。”十二年前讽刺吹牛拍马的陆定一，前几年已乘风归去，遗憾的是身在海外而不能向他最后告别，不知如今这股钻人性弱点的空子的拍马风，是已有收敛，还是于今为烈？

 有趣的是，那段时日，没有人吹捧我，倒是向我兴师问罪的人不少。严慰冰就是一个。她向我发动了猛攻。她上书中宣部，责问这个记者是什么来头，竟然把有关她和陆地不实材料到处发表，包括在香港，要求查处。她告状的状子，我没有看到，只知道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写出交代。我写了一篇《前后经过》上呈，并附上一系列附件，包括采访笔记、陆定一的亲笔审阅修改样（我保留至今），在《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镜报月刊》发的有关文章，证明我没有造谣。时代毕竟不同了，我没有受到查处。

 后来慢慢了解到，严慰冰所谓陆“不是好人”云云，是夫妻家庭关系不和的反击，他们两人也长期分居。“清官难断家务事”，外人不好说三道四，但是不幸的婚姻会压制人，是肯定无疑的。对严慰冰，她受过迫害，理应同情，但她采用写匿名信的方式，虽然对象是林彪、叶群的作风问题，仍然不足为训。我默念她的在天之灵，安息吧！

 细心的读者会问，文革才十年，为什么陆定一一关就是十三年？为什么？因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陆定一的案子是毛泽东画圈的，所以不能平反。直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倒了“两个凡是”，陆定一才重见天日。

　右起：陆定一、胡思升、秘书。北京西郊象鼻子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