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型工会新型农会之类组织雏形的出现，有其现实的背景缘由。一是现有自上而下的各级正式工会组织，以及广大农村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等在内的各类村级组织，绝大多数已经不能真正成为工人、农民切身利益的代言人，或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做代言人却不能做实际行动的代理人，他们实质上已经与日益官僚化的地方各级党政及其部门成了一条船上的人。二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必然进一步强势推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化，特别是由城市加速向农村推进的垄断资本全球化和经济危机实体化，必然在城市城镇及城郊农村引发更多更大规模的征地拆迁纠纷和土地流转冲突，迫使切身利益遭受损害的工人农民就近联合起来，通过自己的组织代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三是近年来各地城乡陆续兴起的城市社区居民自助组织和农业产业化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虽然大多数属于松散型组织并以应对市场竞争风险、谋求经济利益为目标，但在客观上为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的组建打下了基础。四是金融经济危机加剧形势下日益增加的返乡农民工、下岗职工和大中专毕业生失业群体，无疑直接为组建真正代表工农弱势群体利益的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等组织创造了条件。

    今年新型工会新型农会之类组织雏形的出现，有其必然的引擎发端。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党政官员为了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经济指标大幅度滑坡的局面，同时为了追求有利于个人和小团体升迁的表面政绩工程，将主要精力放在盲目招商引资和大兴土木工程上，放在重复布局建设交通要道沿线城市城镇的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上，而对广大民众尤其是困难群众最关注最现实最直接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仅限于表面重视和虚与委蛇，进而引发更大规模更加尖锐的官民对抗事件。二是沿海相对发达地区前些年上马铺开的资源耗损型项目导致城乡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当地居民特别是项目所在地的农民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民众群体上访、越级上访一浪接一浪。三是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泉州、厦门等国际化都市先富巨富阶层对外来民工的歧视加剧，与底层困难职工的各种摩擦加剧，迫使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等弱势群体不得不组织起来。四是安徽等地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起哄分田单干的农户们大多数至今没有真正富裕起来，在资本下乡角逐谋利、农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农户们出于减少市场风险的现实需要不得不重新组建各类产供销协会等合作或半合作经济组织，经网络媒体披露后反响激烈。五是一部分有理想有抱负有行动条件的革命左翼人士有针对性地深入工农一线宣传发动，并团结带领失业后逐渐溶入弱势群体的大中专毕业生一道行动，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率先发起成立农民工协会、农民工互助会、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协会、下岗失业人员联合会等新型组织。

    今年新型工会新型农会之类组织雏形的出现，有其争执的主题焦点。一方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金融经济危机形势下，只有下岗工人、失业职工、农民和农民工自觉自愿组织起来，成立互救互助合作性质的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组织，才能有效应对市场竞争和减少经济损失，才能有力维护最基本的生存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为什么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当允许并认可工农弱势群体自觉自愿组建的新型工会、新型农会和其他新型组织，赋予其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必要的合法权利。

    今年新型工会新型农会之类组织雏形的出现，可能发生强烈的社会反响。一是市场经济危机形势下真正代表底层民众意志的新型工会、新型农会和其他新型组织苗子一旦破土而出，在其影响传播可及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些新苗必将得到工农大众尤其是城乡弱势群体的百般呵护，必然产生不可抗拒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新兴资产阶级特别是右翼反动势力必然百般干挠、破坏和扼杀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的组织雏形，他们会利用手中掌握的主流媒体疯狂加以口诛笔伐。三是有关当局在其所能控制的领域决不会允许更不会认可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组织雏形的出现，为此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组织只能以半秘密半公开形式组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