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同时代的人相比，梁实秋的婚姻可以用完美来形容。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耽于麻将，常常影响胡适休息；徐志摩的再婚妻子陆小曼是交际场上的名媛，挥霍无度；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是大众情人，周围聚拢了一批男性崇拜者，一般人的心胸恐怕难以接受；而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干脆和别人私通，给他戴绿帽子。相比之下，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既能上得厅堂，又能下得厨房，既有新女性的视野和知识，又有传统女性的贤惠与忠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与梁实秋不离不弃。形影相随，相夫教子，尽到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写梁实秋，就绕不开程季淑。没有程季淑的精心呵护，就没有梁实秋的文坛成就。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信然。而两人的婚姻，也是当时文人中少有的“倾城之恋”。
　　
　　1.悲苦的童年
　　程季淑出生于北京的大户人家，祖籍安徽绩溪，和胡适是同乡。她的祖父程鹿鸣曾任直隶省大名府知府，为官清正廉明，很得百姓拥戴，离职时除了百姓送的十多把万民伞以外，身无一物。其父程佩铭是家中长子，在京经营笔墨店程五峰斋，全家衣食住行，生活所全靠开店所得。程季淑的母亲是长嫂，“长嫂比母”，整日里操持家事，以身作则。科举废除之后，笔墨店生意一落千丈，程五峰斋终于倒闭。后来，其父只身到关外谋生，客死他乡，此时程季淑年方九岁。程季淑同胞五人，大姐孟淑比季淑大十一岁，嫁到丁氏家中，她的二姐仲淑、兄道立、弟道宽，均青年早夭。只有程季淑一个人与母亲始终相依为命。
　　小时候的程季淑饱尝生活之艰辛。父亲死后，母女寄居在叔伯家中，没有经济来源，其困窘可想而知。有一回一位叔父扫除房间，让程季淑抱一个石屏风到屋外擦拭，那时她只有十岁左右，出门不小心摔倒，石屏风破碎，叔父大怒，大声呵斥之后，命她长跪在地，久久不让起来。梁实秋的女儿文蔷曾经这样记述：“妈妈娘家人口众多，经济不裕，叔伯辈对女子上学不无烦言。妈妈尽力节俭，但求不致辍学。每日清晨食冷饭一碗，中饭无着。每至中午，同学聚集共用午膳之时，妈妈则借故避走，以免被发现其窘境。如是者数年。后入北京女高师，住宿就读。北平冬季严寒，宿舍无取暖设备。校方规定每日用水擦洗地板，擦毕，水即结冰。每晚发给一个‘汤婆子’（铜质的热水壶），用以取暖，但无济于事。次晨，双腿仍冰冷如故。造成日后‘寒腿’之病根。上体操课，学校规定要穿全白上衣，妈妈只有一件带有蓝方格的白布上衣。向叔伯讨钱买衣，必遭申斥。一筹莫展，穷极智生，连夜不眠，将蓝色经纬棉线一一抽出，得以通过检查，符合学校规定。”
　　童年的悲苦经历难免留下心灵的创伤。有人因此怨天尤人，报复社会，有人则忆苦思甜，倍加珍惜平静生活。程季淑当属于后者。
　　1921年，程季淑从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以后，被担任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的同学欧淑贞聘到该校做教师，这才安定下来。也就是这时候，她和梁实秋的恋情拉开了序幕。
　　
　　2.媒妁之言，自由恋爱
　　程季淑和梁实秋的婚姻，属于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可谓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程季淑有位好友名叫黄淑贞。她的父亲和梁实秋的父亲是莫逆之交。黄淑贞想把自己的好友介绍给梁实秋，便托母亲为程季淑写了个红纸条，正式到梁家提亲。其时，梁实秋还在清华学校读书，有一天放学回家，见父亲桌上有一张字条，上面写道：“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一九零一年二月十七日寅时生。”梁实秋心里一动，向大姐询问原委。大姐说，她已经陪母亲到黄家去相过亲，看见了程小组。她对程季淑印象不错：“我看她人挺好，满斯文的，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好一头乌发，挽成一个髻堆在脑后，一个大篷覆着前额，我怕那篷下面遮掩着疤痕什么的，特地搭讪着走过去，一面说着‘你的头发梳得真好’，一面掀起那发篷看看。”梁实秋赶忙问，“有什么没有？”答曰，“什么也没有。”
　　梁实秋心里有了底，也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女子产生了兴趣。他决定直接写信给程小姐问她愿否做个朋友，但没接到回信。不久，梁实秋忽然收到一封匿名的英文信，告诉她“不要灰心，程小姐现在女子职业学校教书，可以打电话去直接联络……”据推测，这应该是黄淑贞写来的。于是，梁实秋给程季淑打了个电话。对方一听梁实秋的姓名，惊得半晌没说出话。梁实秋则直截了当地要求去见面一谈，程季淑犹豫了半天，终于答应了。程季淑从小生长在北京，满口道地的北京话，声音柔和清脆，可用“珠圆玉润”来形容。通话之后，梁实秋欣喜异常，少男的怀春之心被熊熊点燃。
　　一个星期六的午后，梁实秋准时来到宣武门外珠巢街的女子职业学校，黄淑贞和程季淑一起走进来。黄淑贞给他们做了介绍，就要托故离开，程季淑急得直叫：“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可见，这是一个很腼腆的人。跟大姐介绍的一样，程季淑素面朝天，不施粉黛，显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梁实秋始终记得，那天程季淑穿了一件灰蓝色的棉袄，一条黑裙子，长抵膝头。脚上一双黑绒面的棉毛窝，上面凿了许多孔，系着黑带子，又暖和又舒服的样子。衣服、裙子、毛窝，显然全是自己缝制的。后来程季淑告诉梁实秋，她也很喜欢那一天梁的装束——一件蓝呢长袍，挽着袖口，胸前挂着清华的校徽，穿着一双棕色皮鞋。也是很普遍的学生样子。两人聊了一会儿，梁实秋起身告辞，并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两人的恋爱生活正式开始了。那时，清华学校不招收女生，男生接触异性朋友的机会很少。梁实秋每个星期日都风雨无阻地进城去会女友，很被羡慕。同学们戏称他为“主日派”。梁实秋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读书，也和程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梁实秋承认自己在清华的最后两年没怎么好好读书。“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踞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来读书？”
　　梁实秋和程季淑一起去公园，一起看电影，卿卿我我。但在那个蒙昧初开的年代，男女约会几乎可以称得上惊世骇俗，经常有人在他们身后吹口哨，即使不吹口哨，也往往投以惊异的眼光。乖巧孝顺的程季淑把自己恋爱的情况全盘告诉了母亲，母亲爱女心切，没有责怪她，反而鼓励她，同时也警告她要慎重，以免被叔父们见到。本来梁实秋的家人除亚紫外，也没人知道，但事有凑巧，有一天他们被梁实秋的父亲撞上了。那天，梁实秋、黄淑贞和程季淑正在公园的亭子里饮茶，忽然发现不远一个茶桌坐着他的父亲以及父亲的几位朋友。父亲也看见了他们，走过来招呼，梁实秋只好把两位小姐介绍给他。程季淑没有忸怩不安，而是很得体地回答老人。过了一会儿，父亲代梁实秋付了茶资就离去了。回到家里，父亲跟梁实秋说：“我看程小姐很秀气，风度也好。”从此父亲经常给他零花钱：“拿去吧，你现在需要钱用。”双方父母的大度与理解，使这对年轻人的恋情一路平稳地进行下来。
　　恋爱也掀起了梁实秋的写作热情，此间，他创作了一些情诗和小说，里面处处可见程季淑的影子。他在1923年2月1日《创造季刊》一卷四期上发表了《怀——》、《答赠丝帕的女郎》、《赠——》等三首情诗。
　　且录《答赠丝帕的女郎》的其中几句：“吾爱/你遗我的丝帕/已又析成丝——/丝丝的将我缚着//芳泽/柔腻/全凭缕缕的丝端寻着/爱情的使者/丝帕//那斑斓的痕迹/是我的泪痕/还是你的？/早片片的综错吻合了/又何须辨识……”
　　长诗《尾生之死》则发表在1923年4月清华文学社出版的《文艺汇刊》上。诗中写道：“尾生张目一望/尽是一片冷僻的荒场/‘我若和我的爱人要会，啊/可在那方’//他怕那灿烂锦簇的人间/那里人们的心情烟销火灭的寂静/那里人们板起冷酷的面孔/那里是蹙杀生机的雪地冰天……”此时，离梁实秋毕业还有两个月时间，他毕业以后将要去美国留学。这首诗或许就有与程季淑相约守候的含义吧？
　　1923年8月17日，梁实秋远赴美国。在此期间，程季淑的叔叔们曾经表示要给程季淑做媒，将她嫁出去，且找好了某部的一位职员。程季淑委托比较温和开通的八叔（程缵丞先生）向其他叔叔说项，同时请黄家出面通知梁实秋的父母，由梁家央人正式来提亲。八叔说，“你既已心许，我们也不为难你，现在一切作为罢论，三年以后再说。”本来梁实秋和程季淑商量了好几个应急方案，八叔的答复算是最让人满意的结果。此后，两人鸿雁往来，书信不断，感情日益加深。
　　1926年夏天，梁实秋从美国返回，应聘到胡适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就教。他们决定先安定一下，在半年以后寒假正式结婚。
　　
　　3.跟随丈夫走天涯
　　1927年2月11日，梁实秋和程季淑的婚礼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事先由媒人来往奔走，采取最传统的方式，所有程序都没有落下，按部就班进行。仪式过程时，梁实秋因戒指太松把戒指丢掉了。程季淑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
　　确如程季淑所说，只要心在一起，没有戒指的婚姻同样美满。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因为时局动荡，梁实秋颠沛流离，走遍大江南北，程季淑或或留守，陪在他身边，毫无怨言，尽到了一个贤妻良母的责任、
　　结婚仅仅十多天后，国民革命军北伐逐步逼近南京，空气越来越紧张。母亲关心他们，要小夫妻暂且观望不要南下。父亲却把梁实秋叫到书房私下说：“你现在已经结了婚，赶快带着季淑走，机会放过，以后再想离开这个家庭就不容易了。不要糊涂，别误解我的意思。立刻动身，不可迟疑。如果遭遇困难，随时可以回来。我观察这几天，季淑很贤慧而能干，她必定会成为你的贤内助，你运气好，能娶到这样的一个女子。男儿志在四方，你去吧！”父亲说到这里，眼圈红了。梁实秋也是百感交集。父亲是传统家庭的过来人，明白家庭对青年的束缚，而儿子也为父亲的情怀所深深感动。
　　脱离家庭牢笼的梁实秋夫妇先来到南京，因为局势的原因，不久又和新婚的余上沅夫妇一同出走上海，在此定居下来。生活虽然清苦，但小两口和和美美。梁实秋应聘为《时事新报》“青光副刊”的编辑，同时在大学兼职，辛勤赚钱；妻子料理家务，接待亲友，成了长期的家庭妇女。她每天晚上都等候着丈夫归来。其间有一个细节令梁实秋久久难忘。一天晚上，梁实秋刚到家，妻子问他：“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听着你的通通响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级数不相符。”
　　不久，他们的大女儿文茜和儿子文祺先后出世。妹妹亚紫结婚后也租住在上海，和他们做了邻居。期间梁实秋的父亲、母亲都曾到上海来，很满意儿子、儿媳的生活。
　　1930年夏天，梁实秋接受朋友杨振声的邀请，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全家又远赴山东。程季淑的寡母也来到这里，跟他们一起生活，一家老少三代安家立业，这也成为梁实秋一生中难得的美丽时光。他们的小女儿文蔷在青岛出世。夏天，每到周末，梁实秋和程季淑就带着孩子到海边玩。夫妻俩在海边晒太阳，孩子们奔跑着逐浪、捉螃蟹，欢声笑语传出很远。梁实秋从北平专门订制了一个烤肉的铁篦子，自认为在青岛是独一无二的设备，他们从山坡上拾捡松枝松塔，在冬日里烤肉，大宴闻一多等宾客。平日里，梁实秋安心教书、写作，并开始翻译成就了自己名声的莎士比亚全集。
　　1934年夏天，梁实秋应胡适的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一家人恋恋不舍地离开青岛。临去时，房屋租约还有三个月没到期，程季淑认为应该如约照付这三个月的租金，而房东王先生坚决不肯收。两人为此争执起来，场面非常动人。梁实秋感慨于妻子的处事之道，也感慨于山东人的淳朴憨厚，笑着说，“此君子国也！”最后，房东勉强收下，买了一份重礼亲到车站送行。而程季淑在离去之前，把房屋打扫整洁一尘不染，且在以后成为定例。
　　 梁实秋夫妇带着孩子重新回到北京的大家庭里。梁实秋的母亲年已六十，她说：“好了，现在我把家事交给季淑，我可以清闲几年了。”而程季淑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梁家一门三代，大小十几口，再加上男女佣工六七人。吃喝拉撒、各种繁文缛节哪里都要照顾到。每天早晨听到里院有了响动，梁实秋就要拉着文蔷到里院分别向父母问安。而程季淑每天早晨负责沏盖碗茶，公公喜欢喝茶，太烫太凉都不行，必须把握住准确的时间。每天晚上，她还要伺候公爹一顿夜宵，等老人们都安寝了才筋疲力尽地转回屋。至于每日大家庭共用的两餐，虽有厨师料理，但调配设计仍需程季淑负责，也需大费心思。此外，缝缝补补、教育孩子，对外采办或交涉，都必须程季淑出面，左右维护。这些琐事看起来小，但疏忽了哪一个，都要遭到指责。好在程季淑是吃过苦的人，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角色，能够举重若轻地应付下来。
　　1935年10月，梁实秋创办《自由评论》，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冰心、李长之以及周作人等人都是他的作者。在和众多作者的交往中，程季淑偶尔隔着窗子看见出入的客人，就问梁实秋：“那个獐头鼠目的是谁？那个垂首蛇行的又是谁？他们找你做什么？”果然，后来有人来做说客，“愿以若干金为先生寿”，希望梁实秋笔下留情，被梁实秋拒绝。程季淑支持丈夫的决定，她说：“我愿省吃俭用和你过一生宁静的日子，我不羡慕那些有办法的人之昂首上骧。”梁实秋说，他从程季淑身上看到了其祖父的风骨。梁文蔷也在文章里提到，一次，她与父亲论及“廉”字。父亲说，“一个男人能不能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很大一部分要看他妻子的德行。你妈妈比我强，她支持我，鼓励我，使我向上，我感激她。”。妻子对丈夫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有一个贪财鄙陋的妻子，日久天长，丈夫难免不被拉下水。
　　真正的困难来自于1937年以后。日本人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整个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梁实秋被迫离开北平，到大后方参与抗日运动。而程季淑却因为母亲体弱、孩子幼小而无法脱身，带着老老小小继续寄居在婆母家中。这一别就是六年之久，遭受的苦难也比别人更甚。北平物资渐缺，粮食供应困难，白米白面很少见到，傀儡政府就用糠麸花生皮屑羼入杂粮的混合物卖给老百姓充饥，美其名曰文化面。为满足一家老小口腹之需，程季淑像个男人一样百般打点，四处张罗，费尽了心计。同时又要周旋于小叔小姑之间，闲言碎语，在所难免。据文蔷回忆，“妈妈一概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一次，婆母抱怨开销过大，谓：“一碗水，大家?，还成啦！”言外之意，指程季淑一房不该白住祖产，接受梁父的接济。半个世纪后，文蔷依然痛心：“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她自院内祖父母房间匆匆走出——妈妈年轻时走路很快，生气时走得更快——走进我们的住房，站在过厅正中的一个大餐台前，倒一碗酽茶，闭着眼，皱着眉，一手托着茶杯，一手按着胃部，一边喘息，一边一口口的吞下苦涩的茶。那时，稚龄的我，虽不懂大人的事，也知道妈妈又被欺侮了。我无法安慰她，只知道要乖一些，别再惹妈妈生气。妈妈遇有任何不如意事，总是忍耐，日久天长，竟抑郁成疾。”程季淑得的病是“精神性饮食反常”。病发时一口气吃十六块大槽子糕，才能稳住昏厥现象。那时医学不发达，无法理解精神和肉体的密切关联。医生诊断以后说，没什么病，只是体虚，多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婆母便冷言冷语地说：“你二嫂啊！身子骨儿可娇嫩啦！什么病没有，就是得吃好的！”尽管如此，程季淑还是忍辱负重，恪尽孝道。一直到自己的母亲去世以后才跟梁实秋联系，带着孩子赶奔四川，一家团圆。
　　从北平到四川，是一段漫长的跋涉。1944年夏天，程季淑一家由其堂弟道良护送，从北平乘车南下。由徐州转陇海路到商丘，由商丘到亳州，这是前后方交界之处。此后，程季淑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坐独轮车、搭闷罐车、乘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夜以继日，终于抵达目的地。难以想象，这个柔弱的妇女身上竟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团聚之后，夫妻达成共识，即：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
　　第二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梁实秋和程季淑又辗转返回阔别已久的北平，本以为从此可以安心过上好日子了，谁知内战又起。到了1948年，平津战役拉开序幕。因为立场问题，梁实秋只得撤离。程季淑要为三妹亚紫处理房产，不得不留下来。梁实秋不舍，程季淑毅然决然告诉他：“急速南下，不要管我。”战乱之中房子不好卖，买方多有刁难，最后逼得程季淑说了狠话：“一个人做事要凭良心，我们两人谁若是黑了良心，——你听外面正在开炮——谁就不得好死。”对方这才软下来，说：“唉，你这是做什么。有话好说，别赌咒啊！”交易才算顺利完成。此后，程季淑一个人乘飞机、搭车、坐船，辗转来到广州，再次和梁实秋团圆。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夫妇患难与共，总算有个心理安慰。
　　广州的生活相当艰辛。由于物价飞涨，每当梁实秋发了工资，程季淑就以最快的速度飞奔到银楼，将钞票换成银渣子。即使这样，她还时常接济逃难来的大学生。1949年，战火南移，梁实秋再次逃难，和程季淑带着小女儿文蔷来到台湾，一家人的生活才再度算安定下来。
　　　　
　　4.少年夫妻老来伴
　　梁实秋进入台湾师范大学任教。程季淑继续做家庭主妇，大女儿和儿子留在了大陆，此后一别就是二十多年。程季淑直到临终也没见到儿子和大女儿的面，她把所有的精神寄托完全放在丈夫和小女儿文蔷身上。洒扫庭除，料理吃穿，可谓无微不至。其间梁实秋由于饮食无度，运动太少，得了糖尿病，程季淑引咎自责，认为自己所调配的食物不当，四处讨要治疗糖尿病的药方，向人请教如何改善饮食结构，把供应梁实秋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减少到最低限度。梁实秋喜欢吃炸酱面，平时至少要吃两大碗，程季淑给他改为一大碗，而其中三分之二是黄瓜丝绿豆芽，面条只有十根八根。一顿饭以两片面包为限，并大量地吃黄瓜拌粉。有时梁实秋不得不参加一些应酬，为避免梁实秋在酒席上大吃大喝，就给他口袋里放一个三明治。别人饮酒吃菜时，让梁实秋以此充饥。在严格的饮食控制下，梁实秋的病再也没有恶化。程季淑感慨地说：“有一些所谓‘职业妇女’者，常讥笑家庭主妇的职业是在厨房里，其实我在厨房里的工作也还没有做好。”但梁实秋认为，她做的已经足够好了。不过从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出，程季淑把家庭妇女当成了自己的职业，从家庭分工来看，她确实是以支持丈夫为核心，把自己和丈夫紧紧绑在一起，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有一次，文蔷看到一张字条，上面是程季淑的笔迹：“别忘了我自己”。还有一次，程季淑给文蔷写信，信中说：“……你别像我似的，一辈子就没放肆过，小时不能玩儿，大时不能玩儿。现在老啦！拘谨成了天性，让我狂欢一下，也狂不出来了。好像老太太的脚趾头，弯曲了一辈子，再让它直也直不起来了。……变成了长期的郁闷，非常苦恼。”这说明她也有过心理矛盾，也曾审视自己的内心。对于一个知识女性来说，终生围着锅台和柴米油盐打转转，并隐忍于此，力争将其做到极致，很不容易。
　　看程季淑的照片，颇具佛相，越是晚年的照片越显得慈祥敦厚。她和蔼、包容，对待仆人从不见外，都当成自家人对待。有一位C小姐，在梁家做工七年，平素忠于职守，干活认真，跟梁家上上下下处得非常好。结婚前，程季淑为她准备了电视机、梳洗用具、厨房用具和其他一些生活用品。结婚时婚车从梁家出发，鞭炮齐鸣，彩车亮丽，邻居还以为是梁家在嫁女，赶来祝贺说：“恭喜，恭喜，令媛今天打扮得好漂亮！”C小姐父母都是乡下人，无以表达，只是一次次诚挚地表示谢意。后来，梁氏夫妇离台赴美，C小姐赶来送行，站在梁家门口洒泪挥别。
　　还有一位帮工的W小姐，在梁家做工五年。临别时程季淑也为她置备了生活用品，又送她一架在当时比较珍贵的缝纫机。此后这位仆人也常来梁家探视。
　　1966年8月，梁实秋从台湾师范大学退休，终于有时间陪妻子了。女儿已经远嫁美国，他们的两人世界安静而祥和，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初恋。两人常去的地方是阳明山，在附近找一家旅社，吃完饭睡个午觉，然后，携手到附近的山林闲逛。旅社主人不明白这一对老人到这里来是搞什么勾当，常常投以惊异的目光。有一天程季淑问梁实秋：“青草湖好不好？”梁答：“管他好不好！去！”到那里一看，一所破庙，一塘泥水，但是也有一点野趣，他们的兴致很高。还有些时候，程季淑备了卤菜，两人到荣星花园去野餐，也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半天。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梁实秋和程季淑老两口相依为命，朝夕共处，感情从没因时间而淡化一点点。梁氏夫妇去美国探望女儿时，文蔷有一次看到，爸爸和妈妈坐在汽车后座，俩人拉着手，如同情侣。
　　梁实秋虽然退休了，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没有停下来。程季淑不明白他翻译的内容，但每天都会来问他翻译了多少页，如果完成了任务，程季淑就会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赏。看丈夫坐的时间长了，她还会喊他起来陪自己到外面走一走，其实是让梁实秋暂时歇息一下。在程季淑的鼓励和支持下，1967年8月，莎士比亚全集终于出版。在台湾文化界引起巨大轰动。《世界画刊》把梁实秋书房中的程季淑的照片拿走，发表在画报上，并加注明：“这是梁夫人程季淑女士──在四十二年前──年轻时的玉照，大家认为梁先生的成就，一半应该归功于他的夫人。”
　　1972年，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梁实秋夫妻两人卖掉了台北的房子，决定移民美国，去女儿处居住。谁知道，这一去竟是不归路。
　　
　　5.程季淑之死
　　人老了，不免要谈到死。程季淑和梁实秋说，最好咱们一起死，嘴里里喊着“一、二、三，然后同时死去。他们还谈到了来生。程季淑说，下辈子咱们还在一起，但是你当女人，我来当男人。梁实秋答应了。平时的玩笑话，谁也没往心里去，他们当然想不到离别竟来得这么突然。
　　1974年4月30日上午，梁实秋和程季淑手拉着手到附近市场去买食物。当走到市场门前，一个梯子忽然倒下，正好击中了程季淑。这真是意外之灾！程季淑马上被送到医院急救。医生检查后发现伤势严重，必须立刻动手术。但奇怪的是，当时开刀房竟然全部被占满。他们只得苦苦等待几个小时。期间，程季淑疼得数度昏迷，而梁实秋和闻讯赶来的女儿只能眼巴巴看着，帮不上什么忙。程季淑大概预感到事情已经不妙，反而来安慰丈夫：“治华（梁实秋的本名），你不要着急！你要好好照料自己！”这是她对梁实秋说的最后一句话，她直到临终前还在担心别人。进手术室之前，麻醉师告诉程季淑不要紧张，并请她笑一下，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因为此时程季淑已经无法说话了。而她真的按照对方的要求笑了一下。这是她生时最后的笑容！她在极痛苦的时候，还是应人之请做出了一个笑容！她一生茹苦含辛，不愿使任何别人为难。
　　手术后，文蔷和爸爸在加护病房外面守候，直到夜里十一时，护士来通知文蔷，她的母亲已不治了。那时文蔷离父亲约有十米之隔。她望着他，一位疲惫不堪的老人，坐在远远的椅子上，静等命运的摆布。他的神情是那样的无助可怜。她慢慢走过去。梁实秋用眼神向她问话。女儿张开嘴，没声音出来。父亲明白了。最后终于问：“完了？”文蔷点头。父亲开始啜泣，浑身发抖。文蔷看着父亲，心痛如绞。
　　梁实秋说：“我像一棵树，突然一声霹雳，电火殛毁了半劈的树干，还剩下半株，有枝有叶，还活着，但是生意尽矣。两个人手拉着手的走下山，一个突然倒下去，另一个只好踉踉跄跄的独自继续他的旅程！”
　　失去依靠的梁实秋陷入巨大的孤单和苦闷中，他和女儿为程季淑在西雅图的槐园选了一块墓地，并写了《槐园梦忆》一书专门纪念发妻。那段时间，他每天二十四小时，全部沉湎于回忆中，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他唯一能发泄情感的方法就是写、写、写。《槐园梦忆》完稿后，梁实秋已精疲力竭，似乎才感到真正和妻子诀别了。
　　程季淑死后，梁实秋的学生们专门在台湾举办了一个追思会。作为梁实秋的配角，程季淑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她的配角做得十分出色。
　　梁实秋应学生之邀回台，不久却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黄昏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