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做好本职工作之后，还有余力，找份第二职业完全可以理解，世界上，兼有两种甚至更多职业身份的人比比皆是，但军人例外。军人是一个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为天职的职业，需要经常性的军事训练和严明的纪律保证其职业功能的落实。放眼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军队官兵从事第二职业。

然而，晚清的军营却是另一番景象。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介绍：晚清士兵很少呆在部队，他们普遍从事第二职业，有的开茶馆、杂货铺，有的贩鱼、卖肉，有的种地、做木匠，有的理发、修脚……林则徐在一封奏折中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本钱为制钱二十七千文。一些士兵经商做生意甚至不在驻地，比如驻防于太原的八旗兵文英阿的旅馆就开在武汉，其旅馆经常收留不法之徒。一般情况下，士兵可以通过做买卖等每月挣得三千文左右，合白银近二两。士兵专心于第二职业，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

晚清士兵为何不务正业？一是军饷太低，靠军饷完全无法养家糊口。清代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米三斗。康熙时物价很低，一两银可以买米谷二到三石，士兵的月饷勉强可维持一家生活。乾隆时民间米价已达一石二两。到了嘉道年间，米价更是高达丰岁一石二两，歉岁一石三两，荒年一石四两的程度。物价大幅度上涨，清政府却以“遵守祖制，永不加赋”为由拒绝调整军饷，士兵家庭物质生活的贫困可想而知。第二，军官层层克扣。清代不仅士兵军饷低，军官也是如此。绿营的从一品提督级别相当于一省之巡抚，光看牌子牛得不行，但正俸银和养廉银两项相加，年薪亦不过961两，月工资只有80两白银；至于中下级军官，工资更是低得可怜，正四品都司年薪只有327两，月薪不足30两；正六品营千总年薪只有154两，月薪不足26两。军官工资过低，自然很容易在军饷里打主意，办公用品、给上司同僚的送礼钱、护送饷银士兵的差旅费等都在兵饷中开支。这样，士兵拿到手的饷银就更低了。比如福建绿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一两三钱银子，到手的居然不足三分之一。三是清代还有一项非常搞笑的规定，那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装备甚至军装马匹都要自己出钱购买。士兵所得之饷本来就极低，还要自己出钱购买原本该由国家出资的武器装备等，其生活的贫困自然更是雪上加霜。

士兵不事操练，不专心于防务，只顾另寻生计，国家大厦自然摇摇欲坠。历数清朝的对外战争，局部取胜的偶尔有那么一次两次，获得全局性胜利的一次也没有，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这样，与八国联军作战是这样，清日甲午海战更是这样。其实在关系民族命运的甲午海战中，清日军备相差并不大，清军后备兵员相对充足，后勤保障距离近得多，假若清国官兵军事素质过硬、纪律严明，完全可能打败敌人，然而，事实最后却粉碎了人们美好的梦想：此次海战清国大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

仔细想来，清政府要想给军队官兵多发点军饷，让他们安心于部队事务，实际上并不困难，只要清政府换一种政治、经济思路，比如重视科学教育，实行开放政策，大力发展工商，就可以在不增加老百姓赋税的前提下获得足够的财力支撑。遗憾的是专制下的统治者为了长久地获得个人和家族的私利，总喜欢用篱笆将自己掌控的地盘圈起来，本能地封堵于国家民族有利却不利于巩固个人权力的异质思维和现代管理模式，结果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可以极大地改变国家命运的机会一个个丧失。

制度比军备更重要，这是晚清腐败的军营和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告诉我们的一个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