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当政时做过的事，历来毁誉不一。但有几件小事，似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因为崇佛，武则天下达了禁止屠宰的命令。有一次，武则天派御史娄师德外出。娄师德？没错，就是他，那位提倡“唾面自干”的人，有人问，别人把唾沫啐到你脸上怎么办？娄师德回答，别擦，也别不高兴，等唾沫干了，就啥事没有了。但这次跟“唾面自干”没关系，说的另外一回事。娄在饭馆就餐，厨师上了一道肉菜。娄师德问，天下禁止杀牲，怎么还会有肉？厨师答，豺狼咬死了羊，不吃白不吃。娄师德说，哦，也对，我吃这样的肉是不犯法的。过了一会，厨师又上了一条鱼。娄师德又问鱼从何来。厨师答，鱼也是被豺狼咬死的。娄师德大怒，道，你是不是有点“二”？豺狼怎么会潜水？你可以说是水獭咬死的嘛！此事传到武则天耳朵里，她并没怪罪，只是一笑了之。
　　另一次，在东都定鼎门处，翻了一辆运草车，露出藏在其中的两头被宰杀的羊。御史彭先觉调查后，认为负责执法的合宫尉刘缅失职，请求杖责刘缅。羊肉没收，送到南衙供办公的大臣们食用。谁知武则天批示道：御史彭先觉建议杖责刘缅，不必执行，将羊肉赏给刘缅吃掉，算是压惊。
　　再一次，大臣张德家生了个男孩，为了表示庆贺，偷偷宰了一只羊招待前来贺喜的同僚。其中有个叫杜肃的，或许是为了邀赏，或许是跟张德有过节，偷偷藏进怀中一块肉，离开张家后直奔武则天处告密。第二天上朝，武则天见到张德，问，听说你添了个男孩，很为你高兴。但你招待大家的羊肉从何而来？张德一听，赶紧跪下请罪。武则天笑笑，说了句流传千古的话：“朕禁屠宰，吉凶不预；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我严禁屠宰，但红白喜事除外；以后请客，要选择好客人。免得被小人告发！
　　多贴心啊！这几句话感动得张德热泪横流，不知说什么好。其他大臣听说了，都夸女皇英明伟大，令人敬仰。
　　乍看上去，武则天真的是洞悉人情，宽大仁厚。但细想想，背后问题多多。首先，武则天制订的法令，她自己并没认真遵守。这种法令是否合情合理且不去评价，但既然制订了，就是用来遵守的。娄师德明明在纵容随意屠宰，武则天却不闻不问，这种法令还有意义吗？专制社会中，制度之兴无，多自上而下，绝少自下而上的。上面若身体力行，严肃以对，下面必毕恭毕敬，小心谨慎；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面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越来越疏忽，直至让制度彻底沦为摆设。所以真正破坏制度的，往往就是最上面一环——是他设立制度，又是他抛弃制度。其次，彭先觉弹劾刘缅，不论彭先觉出于什么心理，即便他是假公济私，但弹劾程序、弹劾内容都没问题，就连被弹劾的刘缅，也自觉罪责难逃，特意穿上厚厚的裤子，准备接受应有的杖责处罚。这种情况下，武则天总得给个正式的答复才对。她不但不怪罪，反倒赏给被弹劾者肉吃，这简直就是拿法律当儿戏，甚至颠倒黑白了。下次碰到官员疏于职守，御史们是弹劾还是不弹痕？弹劾，万一武则天再搞幺蛾子，让御史下不来台怎么办？不弹劾，那御史的职责不就被挂起来了吗？制度的设立者视制度为无物，只会让下属畏手畏脚，无所适从。第三，武则天提醒张德“请客要选对人”，这则故事非常迷惑人，在在显示她通情达理，反感告密者。但回头望望，她在公布法令时显然没有明确说出“朕禁屠宰，吉凶不预”，如果有此规定，告密者杜肃不会自己往钉子上撞。恰恰因为没有规定，杜肃才以为抓住了机会，举报张德违法。从道义上讲，这样做决不厚道，也不通人情，但他的举报是合法的。而武则天之所以抛出“红白事不在限制范围内”的说法，应属临时起意，欲加杜肃以罪。真正的无赖都是这样的——不提出具体明确的制度，只是划出一个大框儿，框儿里面装什么，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钉是钉铆是铆，他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这就像商场中搞促销活动时，虽然推出很多诱人的“优惠”，但一定标出“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的字样。今天武则天可以说“吉凶不预”，明天就可以说其他情况下“不预”。这“不预”那“不预”，最后整个规定都土崩瓦解。
　　归根结底，所谓法令，只是统治者手中的猴皮筋，伸缩性极强。它为弱者而准备，为自己不喜欢的人而准备，需要严格执行时才严格执行，需要抛开时，毫不犹豫地抛开。总有一万个理由可以抛开。认清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思考应该制订、维护什么样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