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政客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理由很简单，文人往往性格真率，说话毫无顾忌；政客呢，他看重权谋，比较注意事物的“影响”。但为了某种更宏大的考虑，政客有时也会对某些文人表示特有的恩宠，比如蒋介石之于胡适。

蒋介石“礼遇”胡适的事：比如三番五次邀请胡适进政府做官，有一次甚至希望胡适做总统，自己“屈尊”做行政院长；比如在大陆时，蒋介石经常以私人的名义请胡适吃饭，听取他对国事的意见；比如1955年逗留美国达六年之久的胡适萌生了回台湾的念头，写信请李济代其在南港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块地，想盖几间小房安心写作，蒋介石得知后，当场表示要在“中央研究院”旁拨一块地为胡氏建房，所需费用从自己的稿费中开支，此事虽然因为胡适的坚决反对最终没有办成，但胡适不可能不感觉到蒋氏对自己的那份关心……

可贵的是，在蒋介石的“礼遇”面前，胡适保持了自己的清醒。岳南《南渡北归.离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版）详细介绍了胡适回台后跟蒋介石的两次冲突。1958年4月10日，“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暨第三次院士会议在南港史语所考古馆召开，为了显示对学术界的尊重，蒋介石专程赶到南港，亲自出席院士会议并致辞。蒋介石认为，“中央研究院”为学术之最高机构，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认为“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终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蒋介石在致辞中提出“五四运动”和“打倒孔家店”有功有过，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自由主义”明褒暗贬。蒋介石的致辞惹得胡适非常不快，他在最后的答谢词中，第一句话就是“总统你错了”，然后一一批驳蒋介石的话。胡适说：“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闻得此言，蒋介石怫然变色，站起来便来走，坐在他旁边的随行官僚悄悄伸手拉住其衣角示意其坐下，蒋才勉强坐下，但典礼一结束，蒋立马离开了。

胡适做的另一件事更使蒋介石怒发冲冠。1959年，蒋介石为了连任“总统”，准备修改构成其任职障碍的《中华民国宪法》，取消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蒋介石当时已连任两届，至1960年期满），胡适在沟通无效之后，于1960年2月20日发表声明，公开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并拒绝担任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之职。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其子蒋经国甚至有“收拾”胡适的打算，只是慑于胡适在台湾和国际的影响才没有动手。

不给蒋介石面子，遇到有悖自己学术和政治理念的事情就要出面制止，并非因为胡适不会做人。事实上胡适是民国时代公认的好人，他性情温和、淳朴热情、急公好义、经常为朋友的事两肋插刀，一生不知帮助过多少人，“我的朋友胡适之”曾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头禅。胡适公开跟老蒋斗法，也绝非为了沽名钓誉。当时的胡适在学术上早已名满天下，政治上也赢得了敢做政府和最高统治者“诤友”的声望，他在某些事情上保持沉默，不一定会损害他的清誉。胡适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台湾当局一贯自我标榜民主，既然当局认为民主是件好事，就要拿出民主的气量来，象自己一直梦想的那样，在学术上实现真正的自由，在政治上实现民意对权力的监督。换句话说，在上述事件中，胡适反对的并不是蒋介石个人，而是蒋介石对学术的粗暴干预、对权力的过分眷恋。

无论什么样的恩宠都不能收买一颗渴望自由、独立的心灵，无论什么样的荣华富贵都不能让高贵的良知低头，这是晚年胡适最放异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