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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酸的打工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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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吕莲娟，她来东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东莞南城一家电子厂的无尘室里，日复一日地擦拭电子零件，悄然消耗着青春岁月。
吕莲娟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她吃苦耐劳，夜以继日出卖着最廉价的劳动，生产各式产品。
吕莲娟来说：“东莞在剧变，但我们没有变，”10年来，她工资的增长如逆水行舟，物价的飞涨却像脱缰野马，而她摇身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负担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从广西桂林的乡村出发，来到这个世界工厂，埋进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推动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10年间，世界一日千里，吕莲娟及所属的群体，极少数人幸运而艰难地跃进另一个阶层；另一些人，却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带着一身伤残，被抛回了农村。而她则如同沉默的大多数，在原点徘徊，接受命运，节衣缩食经营每一个日夜。
2000年，她的孩子才满两岁，吕莲娟随丈夫来东莞打工。当时南城步行街还只是一条臭水沟，要3年以后才建设起来。她在臭水沟旁边的下潡村住了下来，下敦村的楼房当时还毫无踪迹，她望着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里的村庄真是比这里美多了，只是那里太穷了。
在广西灌阳县江口村，吕莲娟一家3口人种着6分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她说：大多数内陆农村遭遇着江口村同样的贫穷。中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大量过剩。1997年之后几年，农产品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还得上交各种沉重的税费。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过着贫困的日子。
1998年以后，幸免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带，承接起产业的转移。2001年，中国加入WTO，制造基地大量向中国转移。这一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白皮书，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敞开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召唤着贫困的失地农民。2000年，像吕莲娟一样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有1.2亿人。
在她堂妹的介绍下，吕莲娟进入东莞新科电子厂，400块钱包吃包住。丈夫则在新科附近家具厂的流水线上，做油漆工人。两人拿着不到1000元的月工资，花去120块钱，在村里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下敦村遍地是打工者，每当到夏天夜晚，卖西瓜的小摊贩们就会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卖上两千片。出租屋挤不下太多人，小孩们都睡到门口、街上。夫妇俩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偶尔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那时，他们还有自己的梦想。
生活的艰辛充满了未知和惊险。那时，每个农民工都要办理暂住证、就业许可证、外出打工许可证，每年办理各种卡证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没有证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劳动。不仅要补办证件，还要罚款两百元以上。每一天，东莞治安队都要到村里来查证，治安员随意闯进他们的屋里，搜查、抓人。一些孩子躲在窗帘后，他们连同窗帘一起扯下来。
吕莲娟夫妇老老实实办证交费，提心吊胆，总算平安度过那几年。可她的老乡则没那么幸运，她的老乡----保君三度被抓进收容所共罚款1400元，当时她有个叫谭大哥掏出刚办的暂住证，治安员接过后就将之撕成两半。孙大叔因为操着和她谭大哥同样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进收容所，不仅罚款两百，还要被惩罚扫地、洗被子。。。。。
2004年，因为缺工，吕莲娟成了新科电子厂的正式员工。她有了工资卡。9月，她的底薪为440块，当月加班140个小时，再扣除16块钱绿化费，最终能拿到1179块钱。两个月后，她开始买了养老保险。这突然的改善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每一天，她6点钟起床，在6：50之前赶到无尘室的流水线上，开始清理磁头，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难以见到厂外的太阳。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赚钱的唯一办法是，加班、再加班。。。。。
此后几年，工资缓慢提升着，直到2008年，新劳动法出台，底薪才被提到815块钱。这一年施行的《就业促进法》规定，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农民工的平等就业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年，国务院加设新的办事机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专责处理农民工事务。
但好景不长。当年9月，金融危机暴发了。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默默返乡，或是往其他地方迁徙。
吕莲娟所在工厂也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2009年开始，工厂不再让她加班。赚不到更多钱，她也“跟着感觉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极怠工，在正常上班时间，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干脆站着不干活。
当不满情绪向生活蔓延之时，新的生命悄然降临。2009年6月，肚子里的小女孩已经4个月大了，吕莲娟忐忑不安地辞掉了工作。此时她想起她那个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个浑身乌黑的婴孩，那孩子不久之后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刚去上班，因为吸入过量消毒水，晕倒了。之后住院四十多天，除了医疗费，吕莲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她经常头痛，她想那也许是工作落下的后遗症。
吕莲娟孤独地面对农民工群体共同的问题。他们不仅经常面临工伤的危险，还占据着90%职业病患者份额。有害的工作环境正在夺走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患上职业病似乎是家常便饭，维权却是举步维艰。
吕莲娟一家四口挤在东莞南城下敦村一个小单间里，儿子睡一张床，她和丈夫、小女儿挤一张。小女孩总是哭闹，鼻涕滴答。没有衣柜，衣服都挂在儿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涨，她在村里辗转换了几个住处。这个几平米的小单间，一个月要花去300块钱。
阳台用铁皮遮顶，铁皮挖出一个洞，让阳光透进这个潮湿的小房间。阳台一端用来做饭，一端是卫生间。下雨时，她就把小煤气炉拖进房子，在地上做饭。
儿子王大顺是去年接过来的。过去10年间，他都随着外婆留在老家。为了省去春运的费用，夫妇俩也从未回家过年——来回的车费要700块钱 ，是平常的两三倍，过一次春节，要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如今儿子长大了，外婆渐渐管不住他。吕莲娟害怕他像村里其他留守儿童，去网吧上网，沉迷于游戏，或是像那个14岁的孩子，吸毒过量而死于非命。
因为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王大顺没法享有城市的义务教育。到了东莞，他只能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一年的学费将近5000块，她退回来的社保金，只够支撑他读两年书。
辞去工作后，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个人养。他在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任何保险及福利。扣掉300块的伙食费和32个小时休息费，每月只能拿到1400块。
比起10年前， 生活变得更糟糕。她的工资从未超过两千块，底薪最高的一个月，加班130小时，最终也只能拿到1949块。物价却一路飞涨：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10年间，物价总上涨为25.37%。
猪肉涨价后，吕莲娟便极少吃。前几天生日，才买了5块钱猪肉煮白萝卜庆祝一番。但她坚持每天煮一个鸡蛋给女儿吃，孩子是她通往未来的入场券。她想着，即便没有储蓄，没有保险，有了孩子，她就不至于老无所依。
家里几乎没有电器，那台小小的电视，起初吕莲娟因为怕浪费电而不愿意买，还是在丈夫的坚持下，花上60块钱在废品站买来的。
10年来，最大的消费是去年为儿子学英语买的影碟机，花了将近500块钱。可儿子并不喜欢学英语，影碟机被废弃在一边。他想回家了。他怀念在家乡的河里恣意游泳，怀念在田野间和小伙伴戏耍。他开始在学校里结识老乡、组成阵营，对抗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他个头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总是全力反击。“打不过也要打”，这是12岁的王大顺最新领悟的道理。
吕莲娟想，这个城市永远不属于自己。她也想着回去，可是，老家没有房，结婚时用的屋子还是借来的，再说，生了第二胎回去还要被罚款。
最近一年，中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工荒。她就想，现在工厂都缺工人，也许还会有机会呢？
在去与留的彷徨之间，在随时准备迁徙的不确定之中，在展望未来一片茫然之时，吕莲娟唯一确定的，就是尽可能节省，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
吕莲娟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她吃苦耐劳，夜以继日出卖着最廉价的劳动，生产各式产品。
吕莲娟来说：“东莞在剧变，但我们没有变，”10年来，她工资的增长如逆水行舟，物价的飞涨却像脱缰野马，而她摇身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负担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从广西桂林的乡村出发，来到这个世界工厂，埋进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推动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10年间，世界一日千里，吕莲娟及所属的群体，极少数人幸运而艰难地跃进另一个阶层；另一些人，却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带着一身伤残，被抛回了农村。而她则如同沉默的大多数，在原点徘徊，接受命运，节衣缩食经营每一个日夜。
2000年，她的孩子才满两岁，吕莲娟随丈夫来东莞打工。当时南城步行街还只是一条臭水沟，要3年以后才建设起来。她在臭水沟旁边的下潡村住了下来，下敦村的楼房当时还毫无踪迹，她望着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里的村庄真是比这里美多了，只是那里太穷了。
在广西灌阳县江口村，吕莲娟一家3口人种着6分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她说：大多数内陆农村遭遇着江口村同样的贫穷。中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大量过剩。1997年之后几年，农产品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还得上交各种沉重的税费。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过着贫困的日子。
1998年以后，幸免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带，承接起产业的转移。2001年，中国加入WTO，制造基地大量向中国转移。这一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白皮书，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敞开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召唤着贫困的失地农民。2000年，像吕莲娟一样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有1.2亿人。
在她堂妹的介绍下，吕莲娟进入东莞新科电子厂，400块钱包吃包住。丈夫则在新科附近家具厂的流水线上，做油漆工人。两人拿着不到1000元的月工资，花去120块钱，在村里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下敦村遍地是打工者，每当到夏天夜晚，卖西瓜的小摊贩们就会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卖上两千片。出租屋挤不下太多人，小孩们都睡到门口、街上。夫妇俩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偶尔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那时，他们还有自己的梦想。
生活的艰辛充满了未知和惊险。那时，每个农民工都要办理暂住证、就业许可证、外出打工许可证，每年办理各种卡证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没有证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劳动。不仅要补办证件，还要罚款两百元以上。每一天，东莞治安队都要到村里来查证，治安员随意闯进他们的屋里，搜查、抓人。一些孩子躲在窗帘后，他们连同窗帘一起扯下来。
吕莲娟夫妇老老实实办证交费，提心吊胆，总算平安度过那几年。可她的老乡则没那么幸运，她的老乡----保君三度被抓进收容所共罚款1400元，当时她有个叫谭大哥掏出刚办的暂住证，治安员接过后就将之撕成两半。孙大叔因为操着和她谭大哥同样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进收容所，不仅罚款两百，还要被惩罚扫地、洗被子。。。。。
2004年，因为缺工，吕莲娟成了新科电子厂的正式员工。她有了工资卡。9月，她的底薪为440块，当月加班140个小时，再扣除16块钱绿化费，最终能拿到1179块钱。两个月后，她开始买了养老保险。这突然的改善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每一天，她6点钟起床，在6：50之前赶到无尘室的流水线上，开始清理磁头，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难以见到厂外的太阳。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赚钱的唯一办法是，加班、再加班。。。。。
此后几年，工资缓慢提升着，直到2008年，新劳动法出台，底薪才被提到815块钱。这一年施行的《就业促进法》规定，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农民工的平等就业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年，国务院加设新的办事机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专责处理农民工事务。
但好景不长。当年9月，金融危机暴发了。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默默返乡，或是往其他地方迁徙。
吕莲娟所在工厂也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2009年开始，工厂不再让她加班。赚不到更多钱，她也“跟着感觉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极怠工，在正常上班时间，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干脆站着不干活。
当不满情绪向生活蔓延之时，新的生命悄然降临。2009年6月，肚子里的小女孩已经4个月大了，吕莲娟忐忑不安地辞掉了工作。此时她想起她那个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个浑身乌黑的婴孩，那孩子不久之后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刚去上班，因为吸入过量消毒水，晕倒了。之后住院四十多天，除了医疗费，吕莲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她经常头痛，她想那也许是工作落下的后遗症。
吕莲娟孤独地面对农民工群体共同的问题。他们不仅经常面临工伤的危险，还占据着90%职业病患者份额。有害的工作环境正在夺走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患上职业病似乎是家常便饭，维权却是举步维艰。
吕莲娟一家四口挤在东莞南城下敦村一个小单间里，儿子睡一张床，她和丈夫、小女儿挤一张。小女孩总是哭闹，鼻涕滴答。没有衣柜，衣服都挂在儿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涨，她在村里辗转换了几个住处。这个几平米的小单间，一个月要花去300块钱。
阳台用铁皮遮顶，铁皮挖出一个洞，让阳光透进这个潮湿的小房间。阳台一端用来做饭，一端是卫生间。下雨时，她就把小煤气炉拖进房子，在地上做饭。
儿子王大顺是去年接过来的。过去10年间，他都随着外婆留在老家。为了省去春运的费用，夫妇俩也从未回家过年——来回的车费要700块钱 ，是平常的两三倍，过一次春节，要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如今儿子长大了，外婆渐渐管不住他。吕莲娟害怕他像村里其他留守儿童，去网吧上网，沉迷于游戏，或是像那个14岁的孩子，吸毒过量而死于非命。
因为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王大顺没法享有城市的义务教育。到了东莞，他只能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一年的学费将近5000块，她退回来的社保金，只够支撑他读两年书。
辞去工作后，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个人养。他在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任何保险及福利。扣掉300块的伙食费和32个小时休息费，每月只能拿到1400块。
比起10年前， 生活变得更糟糕。她的工资从未超过两千块，底薪最高的一个月，加班130小时，最终也只能拿到1949块。物价却一路飞涨：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10年间，物价总上涨为25.37%。
猪肉涨价后，吕莲娟便极少吃。前几天生日，才买了5块钱猪肉煮白萝卜庆祝一番。但她坚持每天煮一个鸡蛋给女儿吃，孩子是她通往未来的入场券。她想着，即便没有储蓄，没有保险，有了孩子，她就不至于老无所依。
家里几乎没有电器，那台小小的电视，起初吕莲娟因为怕浪费电而不愿意买，还是在丈夫的坚持下，花上60块钱在废品站买来的。
10年来，最大的消费是去年为儿子学英语买的影碟机，花了将近500块钱。可儿子并不喜欢学英语，影碟机被废弃在一边。他想回家了。他怀念在家乡的河里恣意游泳，怀念在田野间和小伙伴戏耍。他开始在学校里结识老乡、组成阵营，对抗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他个头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总是全力反击。“打不过也要打”，这是12岁的王大顺最新领悟的道理。
吕莲娟想，这个城市永远不属于自己。她也想着回去，可是，老家没有房，结婚时用的屋子还是借来的，再说，生了第二胎回去还要被罚款。
最近一年，中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工荒。她就想，现在工厂都缺工人，也许还会有机会呢？
在去与留的彷徨之间，在随时准备迁徙的不确定之中，在展望未来一片茫然之时，吕莲娟唯一确定的，就是尽可能节省，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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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5 个评论)
- 回复 chunyu88
- 说的有理，祝好！
niuniu1924: 30年前,我记得那时社会上是瞧不起懒人的,但是今天好像正在变成懒人嘲笑勤快垦殖的老实人的.这样下去当人们认为再勤快都不能够改变贫穷命运时,想象一下人们会选择 ...
- 回复 niuniu1924
- 30年前,我记得那时社会上是瞧不起懒人的,但是今天好像正在变成懒人嘲笑勤快垦殖的老实人的.这样下去当人们认为再勤快都不能够改变贫穷命运时,想象一下人们会选择去做什么?就像当年的洪秀全意识到自己再努力学习也考不上公务员时,他选择了造反.明朝后期的农民发现自己即使是再怎么辛劳都养活不了家人时,他们选择了造反.当然政府的军队实力足够镇压任何造反武装,但是他们绝没有实力逼迫每个懒人变勤快,更没有实力在一个物质极度缺乏的国度里保持强大稳定.别同我说朝鲜,我们这是一个拥有56个不同民族,地伏960万平方公里的不稳定超大国度同朝鲜有着本质的区别,外有列强司机分裂我们的土地,内部再冉冉升起这样的对抗统治的情绪,前景实在是不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