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恋的日子是过得又快又甜的，每个周末漫长的夏夜，总是在依依惜别中度过，即使到了寒冬雪天，也挡不住相聚的脚步。马道街111号那矮矮的围墙，见证了多少夜我们相拥难别的场景，很快几个月过去了，草儿青了，树儿绿了，我们的爱情也枝繁叶茂了！没想到，一椿严酷的事情，摆到了我的面前：部队干部结婚，要经严格的“政审”，政审的结果是，因她父母在解放前曾卖过鸦片，并被管制过，所以不符合与部队干部结婚的条件。这一情况无异于晴天劈雳，给了我猛然一击！怎么会是这样呢？大半年的相处，她的为人、她的品行都无可非议，父母亲的过失，与她本人有何相干，理是这理，但终究拗不过“政审”大关。我只好要求重新审查。后了解到她父亲是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军官食堂工作，我想既然当时的最高军事学府都可以容他工作，说明政审并无问题，接着又有材料证明，她现在的父母只是她养父母，生身父母在六合农村，成份是贫农，因生活所困，才将她送人抚养。而且还查明，当年贩卖鸦片的是她养父的弟弟，利用她们家房屋的隐蔽性，偷偷作毒品交易，公安来抓时，他弟弟逃跑了，就抓了养父母，虽有过错，性质不同。一切了然，柳暗花明！政审风波，总算结束，当然，这一切我都没有告诉荣华，因为我不希望她陪着我愁闷苦恼，现在好了，到了可以正式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正巧这时家父来信称弟妹几个都已从长春、太原、西安远道回家，希望我也能带荣华回苏州一聚。以园十几年来难得的一次大团聚的心愿！我忙向领导请假，可当时部队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没有结婚的女友，是不允许单独带回家的，怎么办？于是我俩商定佳期就选在十天以后的八月二十日办，因为那天正是我三十岁的生日（农历7月12日）生日婚日，双喜同日，岂不妙哉！我把打算向家里一说，回答不行，因为弟妹们19日便都要离开苏州了，必须提前回来，就这样，一边有铁的规矩，一边有亲情急催，选日不如撞日吧，就定在8月18日！

去玄武人民公社梅园新村分社登记时，因不好意思打听，好几次找错了门，要感谢给我们办结婚手续的人，没有向我们提出更多问题，就在两张漂亮的结婚证书上盖了大红印，手持两张结婚证书，百感交集，不由得心里念叨：两张结婚证/写上爱和情/一对比翼鸟/从此恩爱深！

算算还只有一个星期时间了，这份忙碌是可想而知的，好在忙喜不累人，加上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个人口袋里也没多少积蓄，谈不上置备什么，我们就一起去买了张小园桌配四张小园凳，（这几件珍贵的东西，仍保留至今）还去旧货店挑了一件样式别致的五斗橱，那时没有现成的床卖，只好买了一副铁床架子，用我原来睡的小床绷子外加一条长木板，凑成一张大床，床上的草席是凭结婚证才买到的，那年代连蚊帐都没处买，正发愁，老同事晏书阁借了一顶园形吊帐给我，这才解了大难。而最值钱的就是买了一台熊猫牌收音机，这也是新房里唯一的一件“家用电器”。就这样东拼西凑，总算把新房布置成了。

我给荣华的结婚纪念物，是专门从上海订制的面上刻着一对鸳鸯并可以打开的24k金的心形项链，金心内放着我俩的合影，以示“永结同心”。

父亲（沈志平）、母亲（童祖芬）专程从苏州赶来参加了我俩的婚礼，中午就在马道街家里办了几桌酒席，觥筹交错，还是挺热闹的。晚上的婚礼司仪，由我们处最活跃的杜政远担当，我给了他五十元钱，请他张罗，经他一布置，食堂成了象模象样的婚礼厅堂，大红喜字下，彩球高悬，彩纸飘飘，大红长桌上摆满了糖果、香烟、水果，参加婚礼的同志来了很多，无非是起哄逗乐，直到两人对啃悬挂着的苹果的经典场景，引来满堂笑声，婚礼才告结束。

第二天一早就乘火车赶赴苏州，全家团聚的欢乐，就不细述了，只是“网师园”的一张“洞中合影”颇有意思，特题诗以记之，诗曰：妙哉一窗洞/洞后一株松/洞比月圆花更好/情爱如松永苍葱。在家住了一个星期，便去上海大姨妈家小歇，大姨妈是我亲生母亲的大姐，待我们自然热情有加、关怀备至。我俩在外滩以外白渡桥和国际饭店作背景留了张合影，成了这次蜜月之行的绝佳见证，永驻心底。

十天婚假，转眼即逝，但这一段既简朴又热火的喜庆记忆，永远成了我俩茶余饭后和散步闲聊时说不完的甜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