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曲线理论，是戴维斯提出的有关于革命何时爆发的理论。即随着一个国家从封闭转向开放，它的稳定度会先下降再上升。这一概念还解释了，为何中东地区的许多政府现在都陷入了一种可能最终不可避免的困境。

J曲线理论是这样的：如果你用图表表示一国稳定程度（在纵轴）与其社会和政治开放程度（在横轴）之间的关系，将代表开放度与稳定度所有可能的组合的点连接起来，就会得到一条形状像字母“J”的曲线。大多数国家一开始都是封闭而稳定的（就像朝鲜）。许多国家最后是开放而稳定的（例如英国）。但在这之间则是动荡的转型期。一些政府——例如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的南非——成功完成了转型。而苏联、君主立宪时期的伊朗和前南斯拉夫等国则失败了。

该理论的核心是：经过持续繁荣之后，人民的生活水准突然下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很容易发生。该理论最基本的思想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萧条，人民的期望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同步调整。根据以往的繁荣经验，人们的期望会继续发展，而决定因素即为这个标准。因此当实际发展状态和人民的预期之间的矛盾达到某一个极限时，革命就会爆发。 戴维斯的J曲线是一种描述为何革命发生，而不是如何演进的理论。他认为，贫穷本身并不足以引发革命，革命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对未来更好生活的憧憬。如果现实生活和期待之间的差距太大，那必定会导致人们心中的挫折感增加。而挫折感增加会带来敌意和攻击行为的增多，而后引发革命。
戴维斯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革命是一个相对现代化的现象。他的论断支持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革命不会发生在那些非常落后的或非常先进的地区，只会发生在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

J曲线理论 - 理论运用

中东地区目前面临的两难困境。近年来，全球化让更多阿拉伯年轻人接受了教育、接触到媒体和旅游——这些新内容加大了统治集团控制信息和权力的难度。如果埃及等国的政府放松管控，（通过开放本国社会，深化与外界的融合）鼓励经济增长，他们有可能会遭遇社会及政治剧变。但如果他们继续闭关锁国，则会严重限制本国经济实现繁荣的能力，而繁荣正是其政权长期合法性的基石。这进而还会造成政治社会的不稳定。
中东和北非的大多数政权一直试图通过切断民众与现代世界的联系来保持稳定。整个地区的全球化进程相当缓慢。但在过去10年，这种做法行不通了。人们开始使用手机，收看卫星电视，登录Facebook和Twitter。各个威权政府不得不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限制这些强大的自由言论武器。
这种趋势的确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反例。由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推高了整个J曲线，一些极度威权的政体没有遇到强大的国内压力。经过30年由国家指导的增长后，中国面临的内部政治压力要比中东的政权小得多。不过，中国的领导层敏锐地意识到，要让政权维持下去，就必须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含蓄地承认了开放与秩序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
鉴于中东地区不太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奇迹，身处压力之下的领导人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们面临两种选择。那些对民众封锁得最厉害的领导人可以选择镇压，以期继续呆在曲线的左半部分。阿尔及利亚、伊朗和也门的领导人，现在——用丘吉尔(Churchill)的话讲——正骑虎难下。从根本上说，这是危险之举，突尼斯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ein al-Abidine Ben Ali)可以证实这一点。
但改革开放——约旦选取的路径——也很危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毫不费力就更换了一位总理，但仅凭新面孔并不能创造就业或繁荣。真正的改革要危险得多，因为这要求政府放弃部分权力。现如今，阿卜杜拉国王必须盘算一下，自己是更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改革家，还是成为将妖怪在瓶子里再关一年的人。
对约旦关注最为密切的莫过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目前陷入动乱的巴林。邻国的动荡让这三个国家对于让公民表达自己的意愿变得更为警惕。作为油气出口大国——加之分享意外之财的人口较少——这三国实际上更容易启动全面改革。但回头看看突尼斯，就连该地区最富的国家现在也清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使是那些最能承受J曲线低点所伴随着的那种不稳定的人，可能也会过于恐惧，不敢开始这段征程。 [1]

1、有一种关于革命的社会学理论或价值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各种再整合机制都会无法适应社会的急剧的趋异，价值体系的波动而非经济因素才是导致革命的主要因素。
2、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从规范和经验两个角度来论述革命，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它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其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因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3、还有理论将革命的原因归结为不同社会群体和官僚的冲突。
4、斯科克波认为，经济心理范式的革命理论并非是一种全面的有关革命的理论，它仅是试图解释人们的不满情绪从何而来。但是每个社会都存在着不幸和苦难，因此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革命的原因和过程。也许心理学的范式在解释小规模盘论和骚乱时，比处理革命这种急剧的社会变化更重要，该理论的大量实证检验也集中于小规模的叛乱中，但这与戴维斯的理论原因是根本不同的。
5、人们总是倾向于把革命说成是非理性行为，但很多革命本身有着清晰的战略特征。在信息不能完全的情况下，不能否认相对理性的存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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