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拉开战幕，冈村宁次指挥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进犯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动员战区所属部队约24万兵力迎战。10月15日，30集团军克复三都并继续追击，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10余万大军，配备强大的火力和大量骑兵，于9月中旬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中国第9战区所辖兵力为11 个军30个师。日军9月27日攻入长沙后仅3天就被迫撤退。10月8日敌我双方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我军损失近7万人。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驻华中的日军出动12万兵力，于12月23日再度进犯长沙。中国军队第9战区决定集中兵力将敌人诱至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予以包围歼灭。会战一开始，湖南民众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一夜之间便使日军无法在战区内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所有大小公路也沟堑纵横，日军的坦克、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守卫长沙城的第十军将士从军长到士兵，均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拼死抵抗。1942年1月 16日，恢复战前原态势。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此前日本南方军在百日之内，横扫盟国在东南亚的大部分据点与要塞。长沙之战，令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此后，美国政府以最快速度通过法案，拨给中国5 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英国政府也立刻通过决议给中国5000万英镑，作为法币的平准基金。中国艰苦抗战多年后，终于跻身成为抵抗法西斯轴心的主要盟国。第四次长沙会战是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6月18日，日军用优势兵力自背后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沦陷。四次会战中，中国军队给敌以重创，虽然最终未能阻止住敌人占领长沙，但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　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在其他城市相继沦丧后，长沙乃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唯一屏障，一旦长沙被攻陷，中国在战争中将处于被动情况下。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并最终引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也称“长衡会战”。长沙会战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长沙会战”，或称“长沙保卫战”。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集结重兵与日军在战线对峙。前2次长沙会战，双方都自称获得了胜利。从战术上看，双方并未分出胜败，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大;但从战略上，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可以认为是抗战中的胜利。第3次长沙保卫战则是一场典型的胜仗，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终将日军击退。第4次长沙会战日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重要影响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挫败了其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从而有助于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面对着德军的强大攻势，苏联战局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中国战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第三次长沙会战紧接太平洋战争而爆发，当时日军一路势如破竹，同盟国军队接连败北。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这不仅对中国国内，对同盟国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这次会战的胜利引起了盟国、特别是英、美的广泛关注。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过程中的1942年1月1日，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1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

　　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还通过他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自尊、自强，才能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荣誉与平等待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应该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才换来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自尊、自强，才能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荣誉与平等待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