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时代》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他被比喻为鲸鱼的胡须――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上周，急欲了解南京政府意图的中国人，可以从研究汪颇像鲸鱼的须子一般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他总是容易弯曲，但也总会予以反击。”于是，“鲸须汪”成了他的代称。

被暗杀的暗杀者

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为封面人物时，注意到了他对日态度的前后变化:

正是这位汪先生在1932年说过:“哪怕日本可能派来100万军队，他们也会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而现在却是他本人来与日本使节直接谈判，他在1935年说的话则是:“我们将尽量与日本一起缓和远东的经济紧张局面。”（《时代》，1935年3月18日）

《时代》说得不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主政，他一改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积极主张抗战而著称。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即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主力。1932年8月6日，汪精卫请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又致电张学良，指责其“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8月8日，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的“主和派”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挤压下，他的“鲸须”完全弯曲了，似乎再也无法舒展开来施以还击。主和――这可能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当时在外交上采取的比较一致的立场，但他先后态度的明显转变，他所处的在第一线负责外交的位置，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招致国民党内主战派和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的抨击与讨伐。

当1935年来临时，主和的汪精卫似乎看到了实现与日本休战的希望。刚刚过去的1934年，虽然日本的挑衅依然不断，但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日本侵略的脚步也一下子停了下来。 显然，汪精卫试图在1935年以向日本妥协、和谈来创造新的历史。于是，在《时代》于3月18日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中、日关系是否缓和、如何进展，成为最重要的新闻背景。

站在外交前台的汪精卫的“鲸须”，彻底弯曲了。

弯曲了的“鲸须汪”成了众矢之的。1935年7月，国民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汪精卫于8月8日提出辞职，但被蒋介石挽留。继续主政的汪精卫，却再也无法避免万民声讨的命运。

他被刺杀的一天终于到了。

“暗杀的原因”――这是1935年3月《时代》讲述汪精卫1910年试图行刺摄政王载沣故事时所用的小标题。然而，刚被他们选为封面人物、被他们描述得尽善尽美的“鲸须汪”，8个月后，就因为他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被人刺杀――时间:1935年11月1日；地点:南京总统府大礼堂。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真实的汪精卫》）

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历史名声前后如此悬殊，在20世纪的中国，有哪位能超过他？历史的不可知性与无情变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卫身上呈现着。

孙凤鸣1935年的刺杀行动，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未取出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的死亡。前往日本就医的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在名古屋不治身亡。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在不到一年后取得胜利。

“鲸须汪”61年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