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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事变后汪精卫成爱国学生心中理想的抗日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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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蒋介石与汪精卫》 作者:陈瑞云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九·一八”事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武装抗日，南方红军北上，南京政府不仅不给予方便，反而视为非分之举，对北上红军围追堵截，强令政府军队去“围剿”红军。
但当时，不论地方军、中央军都要求北上抗日，不愿与同胞自相残杀，甚至“对剿赤毫无斗志”，蒋介石斥责他们“南辕北辙，本末倒置”，警告说:“如再贪生怕死，奢言抗日者，立斩无赦。”结果是什么呢？最直接的是不能集中力量于抗日，并在自相残杀中消耗本国的实力。蒋介石从南京政府的角度，承认这种现实，说:“我们国家在这几年以来，因为有这种大患，一切建设工作都受了牵制，我们实在没有余暇可以培养国力，充实国防。”
若从拿真枪真刀的“剿共”军事来说，南京政府的精锐部队在“剿共”前线的死伤、共产党领导红军在被“围剿”中的损失，又何尝不是中国抗日力量的削弱、中华民族精华的令人痛心的牺牲呢？国共两党都是炎黄子孙，只要有爱国心，最终总会走到一起。打，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事实上，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是谈成的，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的。
打，反而使日本坐收渔利。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正是利用了南京政府集中军队“剿共”，东北军入关先参加中原大战后打石友三，东北边防空虚的时机；事变后又钻了南京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空子，从而把魔爪伸向淞沪地区。
服从于“先安内”方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什么方针？“九？一八”事变初是“不抵抗”，但国人皆曰可诛，招来内部更大的不稳，以致“蒋主席”不得不第二次下野；在国际上观瞻亦欠佳。蒋汪合作后，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提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八字方针，还有一场学生恳请汪精卫入京主持党国大计的“历史的误会”。那是“九·一八”以后，爱国的青年学生悲愤于国土的丧失，政府的失策，“血已升到沸点”，自9月下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太原等地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全国各地学生，不断涌向首都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短短三个月中，汇集到南京的学生达###万之多，大小请愿活动百余次。
他们一致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9月28日，以上海、南京两地学生为主，集合数千人，包围南京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捣毁外长办公室，殴伤了外交部长王正廷。29日，蒋介石出面接见请愿学生，表示接受请愿条件，决不签订任何丧权辱国条约。学生暂停请愿，等待政府实践诺言。过去了将近两个月，不见政府抗日行动。
11月下旬，传出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通过决议，蒋介石亲自北上，首赴国难的消息。26日，学生掀起“送蒋北上运动”，上海、北平、南京学生两万人，在国民政府门前聚集，冒雪过夜。次日，蒋介石发手谕，仍表示接受请愿要求。学生返校等待蒋介石北上，但仍无动静。
11月底又传出锦州设中立区的消息，举国哗然。12月初，北平、济南、徐州、上海等地学生，重新组织起来赴京请愿，12月2日，蒋介石接见北平、徐州各校学生，表示中央全会后北上抗日，4日又接见，但学生不再散去。5日，北平学生示威游行，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一百八十五人，是为“一二·五”事件。
为抗议政府的暴行，12月14日，各地学生再一次进京，15日，再捣外交部，殴打训话的蔡元培、陈铭枢。17日，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地学生万余人在南京游行，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诬蔑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受到军警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约百余人，是为“珍珠桥事件”。在学生请愿高潮中，汪精卫身处“在野”地位，从1931年10月21日至次年1月中下旬，先参加宁粤和谈，后“养病”，并开汪派上海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停留在上海。
他曾接见学生代表，发表过对内政外交的意见。诸如:对日宣战须有最后决心与准备；武力不能统一，应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统一；今后不再检查报纸，使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支持马占山抗日；还指责南京政府对日交涉中不坚持日本撤兵主张。粤方的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政治民主方案及抗日主张，被学生理解为是汪精卫的思想。
加之，学生对蒋介石只说不做失去信任。由此种种，于1931年12月5日，北平学生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的当天，南京各校学生代表一百八十余人，到上海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的口号有:“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领导全国青年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接收东北失地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等。照这些口号来看，学生确实该把“汪先生”当做爱国民主的领袖了。
汪精卫表现出特别爱护学生的样子，对记者发表谈话，指责12月5日镇压学生事件，谓:不宜对学生从事禁压，须善导。最好请民众团体选出代表，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机关，帮助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使政府与人民真正合作，一致对外。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没有异议的，但不能对学生直说。12月6日，他接见首都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本人待粤方四届中委到沪后一同入京，共赴国难。人们不知道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只从字面上看比“不抵抗”好听，比“先安内，后攘外”圆滑。
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进一步说明政府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为了什么目的实行这一方针呢？汪精卫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蒋介石说:抵抗“是无战之害，有战之利者也。”
这两位的解释一语道破，其“抵抗”不等于对日作战，不是通过抵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抵抗是为了交涉。交涉意在求和，对外讲和，才能保证集中精力“安内”。至于“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是真是假，要听其言，观其行，一系列铁一般的事实说明，那纯属欺人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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