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19年邓小平离开家乡广安去巴黎留学的时候，广安还是四川省一个极度贫困的农业社区，那里的生活水平在200多年里几乎没有上升。

60年后，邓小平发起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释放了一股农民工洪流，推动中国转型为一个工业强国。在此过程中，他的广安乡亲们积极投入进城务工的潮流。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被取代，农业产出大幅飙升。邓小平允许农民保留一部分自己的产出，从而让他们有动力提高产量。但是地处山区的广安不适合机械化农业，影响了改革带来的益处。

77岁的沈孝诊在回忆广安在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之后的生活状况时说道：“土地贫瘠。你可以一整天在地里劳作，但没什么用。那时人们常常为了一点化肥而争吵。去外面一天挣的钱比这里一个星期挣得都多。人们寄回来的钱对我们这里的生活非常重要。”

英国《金融时报》对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就人口比例而言，广安对中国“农民工奇迹”（劳动力以空前规模从乡村迁移至城市，支撑了持续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在广安的470万户籍居民中，近三分之一不再住在当地。

然而，现在经济学家们表示，中国城镇化最具活力的阶段已经完成。来自广安这样的贫穷农村地区一度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正在快速枯竭。

农村富余劳动力枯竭——经济学家们将这个重要的里程碑称为“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对中国经济具有深远影响。随着进入中国工厂的低薪农民工数量减少，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事实上这一现象已经明显存在了好几年）。这要么导致低端制造商破产，要么迫使它们提高价格，从而减缓几十年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出口增长。

高盛(Goldman Sachs)香港私人财富管理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表示：“劳动力和资本将变得越来越有限，越来越昂贵。随着工业品价格上升导致出口放缓，中国经济将会进入再平衡。投资将不得不放缓。这正是我们在房地产和制造业看到的情况。”

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的诸多特征——快速增长、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储蓄和投资偏高以及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至从乡镇和乡村涌向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洪流。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NBS)估计，去年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的人数达到2.78亿。如果这些人是一个国家，那将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国家。

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ur Economics)所长蔡昉表示，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计将从1995年至2009年的9.8%放缓至6.1%。劳动力人口不断缩减是主要因素。

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在1954年提出了拐点理论，用以解释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农业经济体中，工资是如何保持低位的。自那以来，该理论被普遍用来解释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亚洲小虎”的发展轨迹。

据刘易斯解释，工业化启动之初，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村向城市工业部门的重新分配有助于推动快速增长。但这种发展的成果超出比例地流向企业所有者，因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深潭”确保了薪资保持低位。

这种格局解释了中国经济的特征：储蓄率和投资率高得异常。知道自己可以轻易找到新工人的工厂老板和房地产开发商，大胆地扩张业务。不断增长的利润助推进一步投资，形成一个正向反馈循环。廉价劳动力和高储蓄率导致了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和货币升值。资产泡沫也可能出现，就像中国房地产市场那样。

然而，最终农村的工资开始趋近工业部门。在那个环节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城市雇主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才能吸引工人离开农村的家乡。企业利润、出口竞争力和资产价格下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表示：“当我在2004年撰写一篇题为《中国劳动力短缺》的评论文章时，朋友们都嘲笑我。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劳动力出现了短缺。”

如今，广安的乡镇大街和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劳动年龄的人。留守当地的大多数是孩子和老人。

城镇化

64岁的退休小学老师程德全表示，他的乡村学校（从邻水县中心走两个小时泥泞的上坡山路才能到达）已经没有多少学生了。

他说：“学校还在那里，但只有两个年级和10来个学生。他们不可能一直上下去。父母们全都去城里打工了。”程德全所在的村子以前有500口人，现在只有30人。

尽管广安的许多村民去了遥远的城市，但程德全搬到了附近“县城”一套舒适的公寓里。10年前仅有几幢政府大楼的县城现在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尽管它在行政区划上仍属于农村政区，但实际上已经城镇化了。

在邻水县城的一家露天餐馆，农民子弟们吃着重庆火锅，喝着啤酒，高声谈论着。简易木桌上的火锅热气腾腾，猪脑、牛肚和鸭腰花在麻辣的汤料中翻滚着。对程德全来说，家乡的变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末妻子和年幼的子女晚餐分享一个红薯的情形。

要理解中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县城是一个关键概念。按照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的14亿人口中有48%仍住在农村，这个数字似乎说明农村还有大量可能进城务工的劳动力。

然而，另一项按行业分类的就业数据显示，只有大约3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社科院的蔡昉表示，在修正各种统计偏差之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劳动力人口比例只有20%。

蔡昉表示：“如果你去到农村，我敢肯定干农活的没有30岁以下的。他们根本不在那里。”

如今，始于广东省等出口中心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蔓延到了劳动力供应一度最为充足的广安。这给邻水县合流镇镇长甘智勇等官员带来了麻烦。

“人们的印象是外面的工资更高，但情况正在变化。如今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甘智勇在简朴的办公室里说道。他的办公室里没有电脑，靠里面有一间卧室。官方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已从2005年的每月861元人民币（合139美元）上涨到如今的每月2864元人民币。

即便乡镇的工资水平仍低于城市，但如今两者差距已经收窄，以至于一部分潜在的进城务工者选择留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以求得到更高的生活质量。“外出的人比以前少了。人们想呆在这里，对自己的孩子有个照应，”甘智勇说。

农民工数量减少是中国劳动力人口缩小的一个方面。但在城镇化放缓的同时，中国出现了人口快速老龄化，这是放大刘易斯拐点效应的另一项关键转变。

独生子女政策在大约1980年至2014年期间为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种“人口结构红利”。现在这种红利开始变成赤字。蔡昉指出，中国15岁至64岁的人口数量已在2013年见顶。儿童和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人口抚养比——自2011年开始上升。中国在1979年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但出生率上升趋势持续至1980年代。1987年，中国新出生人口达到2500万，此后逐年减少，到1997年减至每年约2000万，去年减至1600万。

“两、三年后，我们将开始看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力再次出现陡峭、大幅的下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上海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王丰表示。

再平衡动作

不过，达到刘易斯拐点也有积极的一面。多年来，经济学家们警告称，中国储蓄和投资比例过高导致国内扭曲，也造成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失衡。

这种高投资引发了建设浪费、资本配置不当和产能过剩。空荡荡的公路和公寓楼无人居住的“鬼城”是中国各地常见的景象。工业部门过于膨胀，钢厂、船厂和太阳能电池板厂的产量高于国内需求，导致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关系紧张，后者抱怨中国“倾销”过剩产出。

刘易斯的理论解释了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变化将如何帮助纠正这些问题，推动政府政策迄今未能实现的那种经济再平衡。

工资上涨会逐渐侵蚀利润和投资，所以“再平衡自然而然地发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经济学家、与黄益平同为有关中国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论文集的编者郜若素(Ross Garnaut)表示。“这个拐点将迫使再平衡发生。”

任何再平衡都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的贸易关系。在拐点前时代，房地产、基础设施和烟囱工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新时代，医疗保健、媒体、金融服务和旅游等服务行业将蓬勃发展。进口将不再集中于原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中国将购买更多的食品和其他消费者产品。

邓小平的改革在中国开启的种种变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一系列条件，而这些条件正在快速消失。中国如果要继续向前迈进，跻身富裕国家行列，就需要借助提高城市生产率实现增长，而不是仅仅依靠把农民从农田转移到低端的工业岗位。

“不必害怕潜在增长率的放缓，”蔡昉说。“然而，新的发展阶段要求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型，从仅仅依靠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过渡到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