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同的一大特征就是储蓄率非常高。每年全民所生产的财富中用于消费的只占一半左右，另一半都储蓄起来了。这部分储蓄的财富都用于投资了。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基本上是同一回事的不同结果。想要减少投资必须从根子上提高居民消费着手。

高储蓄和高投资本来都是好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由于高投资，全国各地兴建了无数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发电厂，制造业工厂，飞机场，桥梁地铁，彻底改变了中华大地的面貌。现在的中国真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新中国”。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该投资建设的项目差不多都已建成了，值得投资的机会越来越少，产能已经过剩。

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投资的收益递减。这几乎是大家一致的看法，中国经济的投资太高，不能靠投资来维持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要用居民消费的购买替代投资的购买。如果全国人民生产出来的物质和服务卖不掉，产品积压，工厂就不能继续生产。所以必须用更多的消费替代投资，保持总需求的规模。

消费又分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在下要控制政府消费，减少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所以增加消费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加居民消费。要求老百姓更多的花钱购买，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都买下来。可是怎样能让百姓更多地花钱？这可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首先，居民可能没有足够的钱，当然无法增加他们的购买。GDP，中国生产出来的财富总量是百姓的劳动成果，谁生产的财富理应归谁所有。那就不会发生没有钱购买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理论，财富是三要素生产得出的，即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如果这三要素都归居民所有，要素所得就成为居民所得。但事实上除了劳动肯定属于居民本身，其他两个生产要素并非都属于居民。

比如讲资本，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国企的资本不属于居民，而属于国家，国企赚的钱分配不到居民手里而归了国家（事实上国企的利润基本上并不上交财政部，留在企业自己用掉了）。至于自然资源所创造的财富，由于中国的资源都属于国家，更分配不到居民手里。特别是土地，除了农用地属于农民，其他土地都属于国家。土地的产出都归了国家（比如出卖土地的收入）。农用地的所有者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但是农民只能获得土地用于农业的收益，转换成工商用地的高收益被政府收走了。所以中国和其他国家比起来，中国的农民是最穷的，因为他们的土地只能限于农用。最后，矿藏这种自然资源所生产的财富基本上也是属于国家。因为地底下资源的所有者都是国家。

从以上分析看来，中国百姓能够分得的GDP是很少数，虽然财富是他们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居民的收入低，他们的消费不可能很高。从国家发表的统计数据看也证明这样的分析是对的。全国公有和私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不到GDP的20%。好在中国有大约三分之二的GDP产出是私企生产的，私企的资本收益是归居民中的富有阶层所有。他们的收入中减掉储蓄的部分都用于消费。另外三分之一的国企，他们的资本收益都归了国家。在居民收入中，还要减掉纳税的部分才可能成为他们的购买力。中国的税收（不包括政府服务所收的费和各种罚款）占了GDP的大约20%，其中包括国有企业所交的税。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的居民消费弱的原因和中国的经济制度，特别是所有制有关。公有制为主的结果必定是要素所得大部分归了公。居民收入有限，结果是居民消费不足。

但是居民消费不足还有另外的原因。如果居民有了钱还是不敢消费，而是选择则把钱存起来，消费仍然是不足的。不敢花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自己的经济前途看不清，没有把握，所以要多存钱以保安全。西方社会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老年以后的生活、看病、丧葬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就敢花钱。中国的情况恰好是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不完善，所以当今即使有钱也不敢花。想要振兴居民消费必须完善社会保障。

实行已久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提高了中国人的储蓄率。孩子少，家庭的负担变轻，就有多余的钱存起来。全社会因之有了大量节余，这种节余大部分变成了储蓄。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现在想要提升居民消费，就得废除计划生育，恢复正常的人口结构，同时也增加家庭养育下一代的开销，也就是增加居民消费。所以，所谓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欠债，以后是要归还的，不是真正的红利。

中国还有不少政府强制储蓄的政策，也和振兴居民消费背道而驰。比如企业和员工缴纳的五险一金，就是强迫性的储蓄。这些政策典型地说明微观政策和宏观要求互相抵触。从微观的角度看，每个人都应该有养老储蓄，强制储蓄并不错。但是确实更加大了已经过高的储蓄率，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将政府的投资转换成社会公共消费，提高居民的养老服务。这样就可以避免要求居民强制性储蓄。居民中的工薪阶层减轻了五险一金负担，可以增加收入，增加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