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没个尽头。前几天我的出版商朋友玛利亚(Mariia)从乌克兰哈尔科夫发来一封电子邮件。两年前我去哈尔科夫时，那里民生凋敝、官僚腐败，一尊巨大的列宁雕像俯临城区，然而，这又是一座郁郁葱葱、宁静、迷人的城市。我当时想，至少战争已远离了这片欧洲历史上著名的血色之地。而现在，玛利亚在邮件中写道，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难民和孤儿正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哈尔科夫市的部队医院里挤满了伤残士兵。玛利亚说：“我们将迎来迷失的一代。海明威(Hemingway)和雷马克(Remarque)的时代又回来了。”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正惊恐地目睹着这一切。

“仇恨之夏。”荷兰评论家巴斯•海涅(Bas Heijne)如是说。这些消息固然糟糕，但人类的长期趋势还是乐观的。一般人的生活将越来越好。

据新闻报道，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内战正趋于合并，且有可能很快与巴以冲突交集。在西非，埃博拉病毒的最严重爆发已导致数千人死亡，疫情主要集中在利比里亚。1976年，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与他人共同发现了埃博拉病毒，他现在是伦敦卫生暨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院长。皮奥特告诉我：“疫情正在失控，让人感到了某种末日景象。”他说，西非生活着许多印度人，假如其中一人感染了病毒，然后将病毒携带回一家不卫生的印度公立医院，想想可能会发生什么。

但尽管有这么多可怕的消息，整个世界却在不断变得更安全。根据哈佛大学(Harvard)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跟踪调查，战争死亡人数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下降中，而且这一趋势可能已延续了几个世纪。平克写道，全球战争死亡率在“二战期间接近每10万人口中死亡300人，至朝鲜战争期间下降到近30人，越战期间为十几人，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时降至个位数，本世纪则不足一人。”

诚然，2005年后冲突中死亡人数有所反弹。据联合国估计，2011年至今年4月单叙利亚就有将近20万人遇难。然而平克表示，每年每十万人中的战争死亡人数仍只“比一个多一点点”。凶杀案死亡人数远超战争死亡人数，而所有西方国家的凶杀案在持续下降。

而且近年来患传染病幸存者人数要远大于暴力死亡人数。穷人的三大杀手——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都在败退中。

此外，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报告，1990至2012年间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大致减半”。人类平均寿命已接近70岁，比20世纪50年代初多出了20岁。利比里亚人自1992年至今就获得了这新增的20年人均寿命。他们现在的平均寿命约为60岁。

事实上，世界银行(World Bank)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从1970年到2008年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即使战争地区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医疗水平提高导致的死亡人数下降超过了战争死亡人口。

注意到这些乐观趋势后，人们应积极采取行动，而不是骄傲自满。通常情况下，总是有可为之处。

皮奥特虽然担心埃博拉疫情，但他认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可能会很快研制出来：“这应该是最后一种我们只能用隔离和检疫手段对付的流行病。”他解释说，最初为了抗击艾滋病而创建的全球卫生网络能够迅速启动，而且埃博拉是一种比艾滋病简单的病毒。埃博拉之所以从未对全世界造成这么大困扰，是因为以前疫情爆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少超过300人，而且只发生在贫困的非洲国家。现在药物试验已经开始。我们有望在数月内找到有效治疗方案。

埃博拉频频出镜反而有帮助：它在一周内就会令患者死亡，而艾滋病可能需要十年。皮奥特说，其突发性是如此惊人，“以至于我相信国际社会定会有人伸出援手”。富裕国家比30年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是联通的。皮奥特注意到，7月份两个美国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此后西方世界对它的兴趣猛增。

新闻消息与更深层趋势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不要把“历史”仅仅看成是一个个国王、一场场战争、一次次革命“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一条条“新闻”），而要把“历史”看成是对长期历史架构的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理论。当然，那些长期趋势可能会往不良方向发展。一个正在逼迫的趋势是气候变化。我们不能防止气候变化的发生，所以，我们就必须抑制它的影响，就像我们对待瘟疫和战争一样。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