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穆廖科(Muljoko)在雅加达最为光鲜的一座办公大楼担任清洁工。他身上有着新晋中产阶层的众多特征。他有一辆摩托车，身上挂着索尼(Sony)智能手机，腕上戴着新潮的可通话手表，用来在工作时与朋友发短消息。

穆廖科从小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贫穷农村长大，他的现状比那时好得多。像过去30年世界各地的千百万人那样，穆廖科摆脱了贫困，成为亚洲新兴城市中产阶层中自豪的一员。

但细究他的经济状况和理想抱负便能发现，他的中产阶层地位比表面上更脆弱。

穆廖科挣着雅加达的最低工资——每月240万印尼盾，这意味着他每天靠7美元生活。这其中约一半用于购买食品和支付房租，他和弟弟合租一间狭小的寄宿公寓房间中。再扣除摩托车的燃油和养护成本后，他只剩下50万印尼盾（44美元）——每天不到1.5美元——的自由支配收入，或是寄回苏门答腊岛的家里，或是积攒下来，为婚礼这件人生大事做准备。

难怪穆廖科为未来发愁。他担心，如果家人需要紧急就医，他该怎么办？如果结婚成家，他的收入会多么吃紧？按照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对中产阶层的标准定义——日收入在2美元至20美元之间——穆廖科稳居这一行列。但他一点也不这么觉得。

“我感到不安，”他表示。

随着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以穆廖科为代表的群体日益受到关注。虽然新中产阶层颇受热议，但这位年轻的印度尼西亚人实际上更适合被归为世界的“脆弱中产”(fragile middle)一类：发展中国家有近30亿人每天依靠2到10美元生活，他们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之上，但往往仍然难以实现财务安全——财务安全是中产阶层身份的标志。

毫无疑问，世界没原来那么穷了，而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也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出千百万消费者。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1990年有19亿人（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天依靠不足1.25美元生活。到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降低到12亿，不到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推倒柏林墙25年以来，日收入在2美元到10美元之间的这个群体，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平等问题的世界主要权威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写道，富裕国家或许陷入了关于不平等加剧的辩论，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让世界变得更平等。

在中国、印度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稳健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庞大的消费者阶层形成，吸引跨国公司纷至沓来。这些公司希望销售给他们的商品，在区区几年之前还是遥不可及：手机、啤酒、零食和各种家庭用品。

但放在全球背景下，稳定中产阶层的人数仍然不多，而脆弱中产的规模却在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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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对世界银行(World Bank)有关122个发展中国家30多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展示了这种命运的转变。随着贫困人口下降，生活水平位于贫困线之上狭小区间的人数不断增加。但往往只有较少的人能够超越这个水平。结果是，世界四成的人口现处于脆弱中产之列。

“这一群体的人口数量高于其他任何群体，”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表示。卡拉斯是世界上研究新兴市场中产阶层崛起的主要专家之一，他表示，这一阶层的日收入实际上应从10美元算起。“这个阶层比中产阶层要大，比富裕阶层要大，比贫困阶层要大。总体目标应该是推动这些人进入中产阶层。”

2010年（即所能获得数据的最近一年），世界上40%的人口——28亿人——每日靠2到10美元维生（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显示，在发展中国家，有24亿人每日靠不到2美元维生，只有6.62亿人日收入超过10美元。

这些数字反映出一种显著的转变。1981年，世界58%的人口每日靠不足2美元的收入生活。只有20%的人口——9.3亿人——日收入在2到10美元之间。

但“扩大战果”现在越发不易，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过去30年新兴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似乎正在终结。随着增长放缓，新兴市场中产阶层的崛起似乎不那么板上钉钉了。在上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警告称，“发展中国家增速可能比危机前的繁荣时期低2至2.5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表示，即便发展中国家像过去20年那样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速，世界银行也很难实现到2030年在事实上根除极端贫困的目标。

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的缓慢增长可能侵蚀近几十年的成果。那些脱离贫困的人有多大可能会重新陷入贫困？

“这是个好问题，”巴苏表示，“我认为他们仍然很危险。”

数十年来的成功让人们倾向于认为反贫困斗争是单行道：人们的经济状况不断好转，很少出现倒退。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每年仍有大量人口在贫困线上下之间来回移动。印度农村收入仍然容易受到收成不好的影响，因此陷入贫困和脱离贫困两种状况，与季风的来去密不可分。世界银行表示，无论是哪一年，印度尼西亚都有55%的贫困人口可能前一年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上。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辩称，巴西等国强化了社保网络，即使与十年前相比，脱贫者重新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降低了。但这些社保网络漏洞很大。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印度尼西亚经济呈双位数收缩，同时强人苏哈托(Suharto)长达34年的统治结束，这导致数百万人重归贫困。近年来的强劲增长令印度尼西亚根基更为稳固，但仍有一大批人口处境十分脆弱。2010年，印度尼西亚2.4亿人口中的1.11亿仍然靠着每天不到2美元的收入生活。还有1.25亿人日收入在2到10美元之间。

在印度尼西亚，一方面几百位大亨控制着大多数财富，一方面99%的企业是小微企业。即使许多就职于这些企业的人理论上已经跨入中产阶层，他们也仍然经不起冲击。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Nottingham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马来西亚分校的经济学家拉夏德•帕林杜里(Rasyad Parinduri)，将面条小贩和家庭小店店主称为“自给企业家”(subsistence entrepreneur)，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经济中占据一大部分。他在近期一项研究中发现，一位家庭成员在之前的5年中死亡，会导致家庭财产平均减少30%。

由于脆弱中产的阵容已经庞大到不可忽视的地步，该阶层正在推动各发展中国家的改变。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大型民主国家——两国都在举行意义重大的选举——民调显示选民更青睐许诺实施善治、推行改革、带来更美好经济未来的候选人。在经济面临缓慢增长和通胀加剧的巴西，脆弱中产日益不安——去年夏天，公众对公共交通落后的不满引发骚乱，便是例证。

中国领导人则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一方面试图实现经济再平衡，一方面要让该国的脆弱中产满意。中国政府近期宣布的措施集中在提供保障房、实施户籍改革和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这些措施旨在满足农民工的需要。农民工虽然从中国的繁荣中受益，但也受到物价上涨、难以享受到公共教育或医疗等因素的挤压。

巴苏仍然乐观地认为，发展中世界终将再现与近年来增长态势相近的局面。但他同样警惕，一些风险有可能使进展拖延数年：中国经济放缓，机器人和3D打印机等新技术，以及薪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下降。

他表示，世界正位于它可能从未面临过的转折点。“我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史的重要时刻，”巴苏表示，“但它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时刻，因为最为重大的潜在挑战并不是最为明显的挑战。”

译者/徐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