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原本是针对中国说的，但目前看来他所说的这句话也适用于整个亚洲。

过去二十年中，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拉大了贫富差距。一位负责发展事务的官员表示，这导致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趋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亚行）独立评估部主任维诺德•托马斯(Vinod Thomas)指出，南美洲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的收入差距已经有所收窄，而亚洲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在1990年至2010年之间，用基尼系数(Gini index)测算的亚洲收入不平等程度平均每年上升约1%。

在一份新发表的报告中，亚行考察了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报告的结论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数据不应继续作为衡量一国表现的首要指标。衡量“福利改善及生活标准提高”的更多元化指标同样重要。而亚行提出，这种改善和提高是由“包容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亚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进入2000年以后年均增速放缓至8.2%。但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未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家庭消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速仅为5.7%，远低于GDP增速。受此影响，在亚太的大部分地区，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普遍下降。普通民众未能分享自己国家理论上正在创造出的大部分财富。

快速经济增长确实使“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显著减少；绝对贫困的定义是，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每日收入不高于1.25美元。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中，绝对贫困人口数量降至7.9亿人，低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12.3亿人。仅就中国而言，在同一时间段内，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就从5.2亿人（占人口43%）降至了2.3亿人（占人口17%）。

但经济增长在减少“中等贫困”（每日收入低于2美元）方面的效果，则没有那么显著。这类人口数量的下降速度要缓慢得多。换句话说，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流向了那些生活水平已然较高的群体，并使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亚洲的经济增长还是较为公平的。但近几十年间，经济增长的公平性显著降低。只有在越南、菲律宾等少数几个国家（其不公平状况本已很难变得更糟了），收入不公才在过去十年有所下降。

但这些国家属于例外情况。在中国、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显著加剧。在中国，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巨大鸿沟。而在印度，贫富差距显著扩大主要体现在城市居民之间。

亚洲国家似乎也并未充分利用自身创造的经济增长。在约半数的亚洲国家中，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尚不足4%，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2%。亚行还发现，亚洲国家民众的健康状况也普遍落后于经济表现。

这项研究部分针对亚行本身。报告得出的结论称，亚行过于关注经济收入的增长，对于扩大经济发展的影响范围则重视不足。各国政府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亚洲地区，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无疑非常重要。

一项皮尤(Pew)调查显示，82%的印度人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重大问题。在泰国，流亡前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的支持者之所以受到鼓动，是因为他们感到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公平。另一方面，抹平社会不公的尝试——例如马来西亚的“积极差别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法——则揭开了新的社会伤疤。

在印度，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是，政府应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任务，还是应当重点关注改善社会环境，为经济繁荣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远比印度贫穷的孟加拉国的国民健康、识字率以及女性赋权指标却更优良，这一点在印度常被举作证据，说明单凭经济增长不足以改变民众生活。

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两者兼备：尽可能地推动经济增长，同时确保经济增长使最广泛的民众获得最大的发展机遇。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提供公共品，包括社会及实体基础设施——政府通常最具备提供公共品的条件。而这又需要政府打造公平而又稳健的税基，不少亚洲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不足。政府还应打击腐败和权贵资本，保证好处和机遇不会流向那些拥有最强关系网或者最少良心顾虑的人。政府或许还需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财富再分配，不过应小心选准调整的目标人群。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喜欢采用的全覆盖式补贴通常更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富人，而非穷人。

总而言之，亚洲的快速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创造了奇迹，水涨船高地提高了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但仍有一些船比别的船漏水更厉害。

译者/马拉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戴维·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