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湖南图书馆网 作者：佚名 原题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知青文学在90年代经历了由盛至衰的过程。
90年代前期，“知青文化热”持缓升温，席卷全国。知青文学以通俗文学、电视连续剧的方式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知青文学在90年代持续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虽然知青群体已经融入城市，特征日渐淡化，但是知青群体作为一种虚拟性存在，仍具有实用价值。他们是习惯于集体生活，精神上依赖于集体主义的一代人。知青文学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精神家园，一种话语权势。
进入90年后期，知青群体的分流达到极致，他们中既有百万富翁，也有下岗工人，贫富差别十分悬殊。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利益，都已经两极化。知青作为一个虚拟的群体继续存在，对于强势群体已经是不必要的了。对于他们而言，昔日的群体话语（知青文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就为知青文学的衰落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一些知青作家声称要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知青作家作为一个创作群体逐步退出知青文学题材的创作。于此同时，民间写作进入低谷，开始艰难的清理和摸索。
知青文学在90年代后期，逐渐出现颓势，题材日益泛化，作品数量锐减，终于在世纪末开始全面退潮。
一、对知青运动的再命名
1．命名，再命名──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
90年代初“知青文化热”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北京的东北知青1990年率先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岁月回顾展》，参观知青和亲属达15万人次。继＂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之后，各省、市知青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武汉、厦门等地知青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岁月回顾展，各种知青研究讨会、知青联谊会、老三届同学会、知青返乡会先后成立。
北京北大荒支边知青于1990年举办的《黑土地回顾展》和“回顾展”组委会组织编写的《北大荒风云录》，首次提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形中为各省市的纪念活动和回忆录的编写，提供了思想主题。“青春无悔”是在后新时期，对知青运动史的一次再命名。
“青春无悔”口号的产生过程，表明了这一重要命名，从一开始便受到主流社会的影响和引导。《黑土地回顾展》在策划、编辑之初，冒有一定风险，必须与主流意识形态寻求某种妥协，达成一种和谐。梁晓声说：《黑土地回顾展》“绝大部分文字出自我笔下。姜昆他们做了局部的删改补充。出自我笔下的文字，总体调子似太沉重和悲怆。姜昆他们加入些轻松的亮色。我认为他们的删改补充是必要的。否则，‘回顾展’也许难以成为事实。”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青春无悔”的命名，原来是由“悲壮的青春”的命名者梁晓声参与提出的，难怪两者之间如此的水到渠成。梁晓声已经指出，“青春无悔”的提出，是在主流社会无形压力下提出来的，虽然不能说是言不由衷，多少有一点身不由已。在当时不可能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反对“青春无悔”的主题，展览根本就无法举行。
主流社会不无欣悦的接受了“青春无悔”的口号。虽然相当多的知青在当时就表示不满，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没有发表的渠道。“青春无悔”成为各地知青回忆录的中心思想，整个群体以“个人方式”将“青春无悔”演化成为一部个人口述历史。这种口述历史，风行了整整十年。
“青春无悔”作为返城知青的新精神源泉，在90年代的“城市奋斗篇”中被续写下去。梁晓声反映知青返城生活的长篇小说《雪城》、《年轮》，先后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产生广泛影响。按照“青春无悔”的叙述逻辑，必然会推导出返城后的“劫后辉煌”，这是被一种信念（先验理念）所确认的。
《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一书在1995年出版，以28位知青成功者的奋斗事实，印证了注定的“劫后辉煌”。描写知青到海外“洋插队”，取得劫后辉煌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北京人在纽约》（曹贵林）迅速成为畅销小说，《北京人在纽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受到社会广泛的欢迎。
此后“劫后辉煌”成为90年代后期知青群体的新神话，作为新的精神加油站，继续为知青群体提供精神支柱。在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1998）的纪念活动中，不论是上千的大型聚会，还是几十人的同学聚会，都由“劫后辉煌”的主题来凝聚，被“辉煌”的气氛所笼罩。一些知青聚会，无形中成为集体分享成就与光荣的聚会。
3．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分歧──“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
（1）主流社会对知青话语权利的控制
60年代以后，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是由文革当局制定的，知青返城后对这段历史的再认识，也是在当时主流话语指导下做出的。知青群体从未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以及自身的性质进行过独立的判断和命名。因为知青在社会上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从未获得过充分的话语权利。
80－90年代有关知青运动的文学描述，一直受到传媒严格的控制。长期以来，人们可以在电视中看到根据梁晓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却不会看到另一类知青作品（如《波动》、《血色黄昏》）。所有涉及知青历史和活动的宣传、报道，都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
90年代初，重新出版了新时期的知青小说，如《蹉跎小咏叹调――知青小说》（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内收16位知青作家（王安忆、徐乃建、甘铁生、韩少功、陶正、陈村、梁晓声、张承志、张蔓菱、史铁生、乔雪竹、李海音、陆星儿、吴欢、铁凝、阿城）的代表作品。
中央电视台在1996年前后，曾播出知青回访陕北、内蒙古、东北兵团的采访节目，舆论导向是非常明晰、坚定的，主题基调必须是“青春无悔”、“劫后辉煌”。一个在电视屏幕上谈论回城后如何成功奋斗的知青，受到了许多知青友人的责难，他认为自己被冤枉了，原来“第12演播室”的主持人在采访他时，曾答应完整地进行报道，但在播出时却将有损“辉煌”的部分删节了。
1993年后，知青研究著作的出版受到限制，直到1996年才逐步开禁。社科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才出版了相关的史料和学术著作。定宜庄、刘小萌的两部《中国知青史》，是近年最为重要的史学著作，但中央电视台图书栏目从未进行介绍。各报刊的舆论导向对有关知青的报道一直施加着影响。知青的社会形象，仍然被意识形态所塑造。“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身，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它者”。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
社会的每一点关注都使知青群体受宠若惊。1997年在延安插队某知青的孩子患病得到战友帮助，一度成为传媒炒作的热点，事后被知青们津津乐道了许久。在第12演播室拍摄的知青电视专题报道播出后，部分知青在三味书屋开会座谈，一些从事社科工作的知青，对专题片宣扬“青春无悔”进行批评，一个在座的女知青痛苦的叫道：“不要说下去了，如果这也是错的，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呀！”全场一时哑然。
徐友渔指出：说来可怜，这些从来无缘涉身于社会话语空间的人，一旦听到公共话语提及自己的过去，一旦见到自身的身影掠过历史画面，就喜不自胜，而不去追问自己的形象是否被歪曲。没有人追问，这形形色色的“我们”，这随叫随到的“我们”到底是谁？林春激愤地指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多数”并不存在，“在通常情况下确实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大多数人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走的，而沉默的、清醒的人从来只是少数”。（2）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分歧
知青内部被主流社会承认和支持的强势小群体，总是自命为知青的代言人。在文革时代是如此，在文革后仍然如此。事实表明，知青在90年代的话语权力也被内部的小部分人所染指。这些族群实际上参与和协助了主流社会对知青形象的塑造。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由始至终贯穿着“青春无悔”的主题。主持人的朗诵词，引用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主办人显然以“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而自负，流露出志得意满的情绪。
金兆钧说：他参与策划《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时，提出应以知青创作歌曲为主，在讨论中却有大多数知青没有听过这些歌，“相反，他们对《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宏大叙事’的歌曲如数家珍，感情至深，以至于最后的演出版本我私下认为基本上是一场──红卫兵组歌。其原因我也在争论中才恍然大悟：至少这些老三届们几乎全是在70年代中期就已经上大学或当兵了。”某些人具有特殊社会背景，或是幸运经历，他们不大可能听到平民子弟中流行的知青歌曲。《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的演出，“最终拍板取决于可以出资的已经进入新经济权力集团的老三届们，而不是那些为自己下岗着急、为孩子入学而劳碌的老三届们。”
1998年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不但没有促成群体间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统一的幻象。人们开始注意到知青之间存在的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广泛差异性。不同的思想观念在座谈会、纪念会上发生了矛盾；一部分人大谈“青春无悔”、“劫后辉煌”的老调，促使另一部分知青中途借故退场。只是因为知青已经不是一个实存的群体，加之聚会的短暂，避免了双方现场的公开冲突。
知青群体内部“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知青“族群”的思想、文化立场的分歧。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人的“族群”具有一定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和操纵者。
“私人叙事”一直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缺乏传媒支持，大多是以文字的方式进行表述，而“宏大叙事”本身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长期占据话语中心位置，可以通过影视、歌舞等大众媒体进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商业化推波助澜。少数人握有话语权势的人，动辄站出来代表知青大多数发言。“私人叙事”明显地被“宏大叙事”所掩盖。
“宏大叙事”的基础是国家主义，“私人叙事”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人的价值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代表了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