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差异决定成败

《参考消息》：为何有些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却失败了？

吉尔：从东亚经济体经验来看，发展模式经历了三个转型，即从多样化向专业化转型，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从低收入向高技术转型。

通过对比东亚与拉美，我们发现三大差异。一是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日韩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为40%至50%，而巴西和阿根廷仅为15%至20%。

二是城市化发展。世界上所有发达经济体都不是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城市经济才是高收入经济体的共同特征，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引擎。然而，城市与城市区别巨大。巴西和阿根廷的城市化进程虽然将人口从农村吸引到城市，但主要原因是农村缺少基本的现代教育和医疗等服务，而城市又无法提供大量高收入的工业和服务业工作岗位，导致许多城市充斥着贫民窟，交通堵塞等城市病突显，抑制了城市经济生产力。相反，日韩的城市则更加包容与高效，城市经济也更具有活力。

三是法制与人治。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每个人产出可以不同，但机会平等需要得到保证，否则会拖累经济进一步发展。日韩都具有一套健全高效的法律体系和分权制度，而拉美经济体则腐败现象严重，经济社会发展易受政府随意性的干扰，缺少一套客观公正的运行机制。

中国处于关键节点

《参考消息》：中国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吉尔：“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命中注定，要想跨越，中国政府需做出改变。我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增长模式要从依靠外需向立足内需转型，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我认为转型的关键就是继续深入市场化改革，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全面推进城市化建设和完善法制建设。这三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整体。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巴西和阿根廷类似，仅有12%至15%。提升这一比重需政府从城市化和法制建设上加大力度。

城市化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土地城市化，二是劳动力城市化，三是人口城市化。过去3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之所以比其他国家要快，主要得益于国有土地制度，而且主要是土地城市化，劳动力和人口城市化速度缓慢，户口制度限制了劳动力与人口自由流动。加上社会和医疗保障等基础服务并没有跟上，许多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人并没有过上标准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消费少且单一。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内需自然会更快增长。

其实中国内需并非没有增长，不过只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消费增速很快，而小城市则相对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小城市处于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地方治理有许多不透明之处。

确保市场指导作用

我现在担任世行欧洲与中亚事务局首席经济学家，通过分析欧盟国家经济发展实践，发现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捷克等加入欧盟后，市场机制得到加强，这促进了经济与欧盟其他国家深入融合并快速发展，如今已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许多拉美国家尝试大力刺激经济发展，以此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默认了要取得经济增长可在一定时期忽视分配不公。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不少拉美国家实行了先经济增长再收入分配的政策，长期以来只注重财富增长而忽略了财富分配。因此，机会不公平现象越来越多，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拉美国家中间阶层“空心化”，造成内需不足，增长乏力，对可持续发展形成强大阻力。而以法制替代人治，重树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才是确保公平和对抗腐败的最佳途径。

过去30多年来，中国领导人成功带领中国走出贫困，但未来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保持经济增长动力，中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出艰难改革。

中国现在已经学会利用市场力量指导商品生产等经济活动，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仍不同程度地由政府控制，这抑制了增长潜力，也导致一些社会矛盾。因此，中国未来需继续确保市场在生产要素分配上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