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被视作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2011年，上海人均GDP为82560元，按当年汇率折算，折合12784美元。参照世界银行最新划分标准，已跨入高收入国家（地区）行列。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看，这一阶段的发展难觅共性。有的经济体在短期内快速再上新台阶，有的则长时间原地徘徊。从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是迈向新一轮发展的一个“槛”，是创新转型需要跨越的“栏”。在这一阶段，有的经济体被集中暴露的结构性难题牵绊不前，有的则成功实现转型发展构建起全新竞争优势。上海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期，如何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地“跨栏”呢？

　　1万美元后“发展故事”各不相同

　　纵观世界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发展轨迹各不相同。

　　市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资料显示，新加坡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用了5年；德国花了11年；韩国历时15年。这其中，价格和汇率波动因素不容忽视。如新加坡5年间人均GDP实际累计增长32.6%，而物价上涨18.1%，汇率升值19.7%；10年间德国人均 GDP实际增长 25.5%，物价上涨38.6%，汇率升值11.8%；韩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跨越时间长达15年，主要是因为同期汇率贬值幅度达到49.9%。在上海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之后，外界学者专家也纷纷预测下一步达到2万美元的时间点。专家认为，预测上海以美元计价的名义人均GDP走势，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人口变化、物价涨幅和汇率波动等多种因素。

　　事实上，欧、美、日等成熟发达经济体在人均GDP超1万美元后，经济均出现5年左右的低迷期，随后迎来一轮4%左右的较快增长阶段；新加坡、韩国等经济体的GDP增速出现两年以上的回调，随后5年出现8%左右增长。按照这样的经验看，上海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经过几年增长趋缓期，也有望迎来新一轮上升期。随着“保增长”、“调结构”的转型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经济转型效应蓄积成为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力，增幅有可能再度回升。而随着欧美经济基本摆脱周期低点，国际经济大环境会有一定程度改善，也会为上海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不过，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前期快速发展阶段累积的结构性矛盾会集中显现。上海在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大关后，也面临新的发展课题和挑战。从生产要素看，随着资源类商品价格持续上升，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而收入优势在逐渐削弱。从需求动力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仍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的水平。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尚需继续提高。第三产业中商贸、金融和房地产业占据较大比重，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受国际经济大环境、国内宏观调控及上海主动转型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增长不稳定。而研发、信息等新兴服务业有待进一步发展壮大。从自主创新看，研发投入还亟待实现由量向质的转变。2011年上海R&D经费支出相当于GDP的比例为3.11%，已达到或超过部分高收入国家。然而，在上海研发投入结构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经费支出比例偏低。

　　“转方式”集聚新竞争优势

　　如果转型到位，新的竞争优势建立起来，就能迎来新的发展动力，人均GDP也势必再度提高。上海市统计局科研所研究表明，世界上主要发达经济体演绎出多种不同的转型模式。

　　从创新改革中重获新生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美国经济结构和产业能级始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当经济增长动力出现枯竭时，简单的结构调整无法使其经济增长出现实质性变化，只能从创新和改革中构建经济增长新动力。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发展过程中，美国一是大力推进改革，增加经济活力，二是重视基础研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三是加大教育投入和人才引进，提升人才资本质量。

　　从结构调整中获得新动力的典型代表是韩国等。作为后发经济体，当经济面临转型发展时，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机遇，通过政策引导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完成经济转型发展。但随着经济结构、产业能级等与美国的差异逐步缩小。新加坡则利用自身体制机制的灵活性，完全采取跟随战略，及时抓住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机遇，通过引进模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专家建议，上海转型发展，首先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完善经济运行环境。当前上海一方面要充分利用 “倒逼机遇”，通过政策引导，实现落后产业的淘汰和高端产业引进并重；另一方面要着力推进城市功能升级，从软硬件建设上优化上海对高端产业的吸引力。

　　其次是体制机制改革与政策调整齐推进。应充分利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的优势及“四个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先发效应，在国资、金融、证券、保险、文化等领域加速推进改革，从制度设计及创新层面上，加快形成良性激励和约束机制。

　　此外，要强化基础科研、教育、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投入。上海要充分认识到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性，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金钱资本向人才资本转变，同时还要重视提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

　　“三个先于”积极效应初显

　　从国际经验看，一些难点问题在多数经济体的转型过程中都出现过，这也给即将进入转型攻坚期的上海带来一些“前车之鉴”。比如，居民消费需求启动困难，多数发达经济体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的近10年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难以显著提升。再如外部需求依赖难以调整，采取跟随战略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容易受国际大环境影响。还有，产业发展的自主性不足。采取跟随战略的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仅是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一个节点，多数企业主要是冲着成本优势和政策优惠而来，一旦出现更具比较优势的替代区域，跨国公司会迅速外迁，导致转型期间经济增速大幅滑坡，甚至出现阶段性的产业空心化。

　　自200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面对外部复杂环境冲击和自身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双重挑战，上海充分借鉴吸取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教训，稳中求进、进中提升，转型发展已经显露出“三个先于”的积极趋势。

　　首先是结构调整先于经济增长的态势。转型较为成功的经济体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前后，即使经济增长不太理想，经济结构也会进入加速调整期，为下一阶段重新获得增长动力积蓄力量。20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三产业比重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提高6.4和3.5个百分点。上海也正迎来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期。2008年-2011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提高5.7和4.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又升至60.4%。

　　其次，是人才资本先于金钱资本。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提出，产业政策重点应该在维持和提升美国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从而构建起以知识为核心的朝阳产业。目前，上海也已将人才资本视作转型的重要抓手，致力于人才高地建设。2010年-2011年，上海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快速增长，分别增长20.3%和31.6%。2011年，上海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实现增加值突破5000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6.7%。

　　其三是“制度红利”优先于“成本红利”。制度化安排为企业转型的主观能动性、经营的活跃程度及市场应变能力提供激励和保障。上海利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平台，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营改增”政策积极效应显现，公共服务型政府稳步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2011年，上海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0.1%。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