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来，我一直在尝试解答这个问题。作为一名客座教授，我在重庆这座烟雾缭绕的大型工业城市来来往往。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在没有外国人的社区里教课、做研究。在这里，国营工厂关了门，简陋的住宅区里住着失去土地的农民。

我想弄清楚，老百姓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彼此之间都谈论些什么呢？为了寻找答案，2007年，在得到当局许可的情况下，我树立了一些树形的布告板，它们和道教、佛教，还有儒家庙宇里的“许愿树”非常相似，人们会把自己的秘密心愿写在纸条上，再把纸条系到“许愿树”的树枝上，希望风把自己的祷告送上天堂。重庆市民在我那些“树”的树枝上系了好几百张叶子形状的字条。

他们的愿望和担心都很坦白、很真诚，同时也令人吃惊：他们已经不再乐观，都在渴求安全感、都希望解除心里的焦虑。对于那些失去了工作或土地的人来说，收入是首要的担忧。养老金和社会福利基本上不存在，人们还得为支付教育费用而苦苦挣扎。他们治不起病；诊所和医院都要求患者提前支付医疗费用。一旦患上某种严重疾病，整个家庭就有可能面临经济破产。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把家庭生活从快乐的源泉变成了焦虑的来源。现在的父母们只有一次机会，让子女们获得成功，并在自己年老的时候赡养自己。独生子女背负着父辈和祖辈的期望，沉重得难以负担。

总而言之，身体上的饥饿感减轻的同时，精神上的饥饿感又攫住了中国人。焦虑和憎恶让人们变得内向；一种混沌状态，即认为生命缺乏意义的百无聊赖之感啃噬着每个中国人。

20世纪80年代晚期，邓小平的改革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那种骇人的混乱局面。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进一步改革浪潮中，工厂纷纷关闭、农田纷纷消失，给很多老百姓带来了新的巨大恐慌。

二战时期曾是中国首都的重庆，吞食了周边地区的很多农业用地。作为补偿，失地农民只得到了一套狭窄的住房和少量的现金。“我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市民，”有个人在我的许愿树上写道。“我们想惩罚那些夺走我们土地的人。”

另一个社区建在一个业已关闭的大型轮胎厂附近，那里有个人系上了这样一张字条：“工厂倒闭的时候，我的工龄和年龄都跟退休年龄只差一年。我工作了29年。他们把工厂关了，可我的女儿还在上大学，我的生活该怎么办？”

来自同一社区的一个老妇人揉着胃部告诉我：“我的女儿远在广东。我病了，得这个肿瘤已经很久了。我想应该是癌症吧。我看不起医生，也没有告诉女儿。我不想毁了她的生活。”

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一个家庭只能靠“独苗”来繁衍后代。如此一来，因为中国扭曲的性别比例（每六个男性对应五个女性），很多男士都找不到太太。在这样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文化中，准父母们为了筛选婴儿的性别，经常使用超声波，或者终止妊娠。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就连还在上学的男孩都会为婚姻感到担心。

一名11岁的男孩拥有毋庸置疑的雄心壮志，说自己想领导一支飞虎队（中国对特警队的称呼）；一名12岁的男孩则想成为一名“亿万富翁”。不过，两人都担心将来找不到老婆。相比之下，年轻的女性可以挑挑拣拣，还可以公开表示她们只愿意嫁给有钱人。

我把人们的焦虑转告给了那些允许我立起许愿树的官员。这些抱有独裁官僚主义心态的官员却认为，这些报告只是社会紧张形势的早期预警，并不是需要应对的社会苦难。

许多人开始从道教或佛教传统、基督教或新兴宗教及教派当中寻找安慰。刻毒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像重庆这样曾在二战时期成为主要轰炸目标的城市。卖淫、赌博和自杀的情况也不断增加。

在寻找原有安全感的过程当中，普通大众开始再一次热烈地谈论孔子。有钱人将孩子送到学校去学习这位哲人的“大同”思想，中国也在世界各地建起了几百所孔子学院。2011年1月， 一座大型孔子雕像在没有事前通知的情况下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附近。三个月之后，孔子雕像突然消失，公众没有得到任何解释；显而易见，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安放孔子的雕像是一种过火的举动。

这个事件很好地体现了有关中国未来的真实战争。这不是共产主义和西方社会模式之间的争论，而是一场搜寻，搜寻的目标是中国精神，以及已被扭曲的时代精神的替代品。

成为重庆市委书记之后，现已下台的领导人薄熙来立即带头开展了广受欢迎的打黑行动和反腐行动。薄熙来试图缓解经济适用房短缺的情况，同时改善那些来到城市的贫穷农民工的生活。他还发起了一场毛式运动，鼓励大家唱“红歌”，并给几百万人发送含有毛泽东语录的手机短信。这些宣传活动旨在赢取北京强硬派的支持，普通人对此的态度却颇为嘲讽。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只是笑一笑、耸耸肩。

然而，当薄熙来的手下的公安局长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时，薄熙来的高调运动终于土崩瓦解并且控诉他凌驾于法律之上。

虽然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已经因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而被判刑，薄熙来的下落以及未来却仍然是一个谜团。“重庆模式”——毛式宣传、对“捣乱”穷人的施舍以及对包括公安和法庭在内的所有公共机构的绝对控制——对北京的领导层构成了威胁，但它似乎已经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而归于瓦解。

中国由出口带动的经济繁荣正在逐渐衰落。 潜在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可能事与愿违，使国有银行被不良贷款拖垮。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风气十分盛行。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以及公众对官僚作风的诸多怨恨，全都在为社会不满推波助澜。

我那些许愿树上的突出焦虑——独生子女政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医疗保健、教育费用以及失业问题——很难解除。

北京需要更加坦然地面对越来越分散的权力，但地方政府腐败无能的现象实在是太过普遍。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核心出现了意见分歧。这个党把维持一党专制作为头等大事，目前，它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威权主义才是最好的办法。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剩下的选择只有两种：绝望，或者表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