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和曲解的全球生活成本排名

　　《文汇报》报道，美世(Mercer)是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之一。这家公司近日发布的《2012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称，东京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中国香港名列第9位，中国内地则有9个城市进入前100位，其中上海和北京分别名列第16和第17位；纽约是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但排列在全球第33位；同时美国只有纽约、洛杉矶(第68位)和旧金山(第90位)3个城市进入前100位，大大少于中国内地。

　　2011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都已超过1.2万美元，根据有关资料估算，这大约相当于纽约市人均GDP的1/6-1/5。但为什么上海、北京的生活成本排名显著领先于纽约？令人费解。

　　其实，这是部分国内媒体在引用美世“全球生活成本调查”资料时粗枝大叶造成的误解，有的媒体则为了哗众取宠而肆意夸大曲解。

　　美世公布的“生活成本”，并非指各个城市里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而特指政府机构和跨国公司派驻海外人员在各个城市的生活成本。美世做这项调查，目的是为政府机构和跨国公司给派驻人员确定薪酬、津贴提供参考，调查报告拆零出售，价格不低。美世的调查涵盖全球214个城市，内容包括交通、食品、服装、家居用品、娱乐等200多个项目的相对成本，而住房成本是第一重点，因为这往往是派驻人员最大的一笔支出。需要指出的是，派驻海外人员对住房的地段、配置等要求一般显著高于当地居民，租金较高，因此一个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的房价对“全球生活成本”的排名位次有重要影响。另外，美世将各城市的生活成本按美元汇率折算，如果某城市所在国的货币相对美元升值了，那么它的排名就会前移。

　　除了美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调查公布过131个城市外籍人士的“生活成本”。好抓眼球的某些媒体，有意无意地在报道中淡化甚至隐去美世和《经济学人》调查的对象背景，造成误导。某媒体的报道标题居然是这样的：“生活成本相比，北京上海完胜纽约巴黎”。另一媒体报道的标题则是：“经济学人调查城市生活成本，活在上海比纽约贵”。这很不严谨和严肃.

不同国家和城市的生活成本不能简单比较

　　将不同国家和城市的居民生活成本作比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首先，居民生活成本受物价影响最为直接，而城市间物价的全面综合比较是相当困难的。你可以说上海市中心的某个楼盘比纽约市中心的某个楼盘贵，但要说上海的房价比纽约高，就不能草率；你也可以说某种二手车纽约卖得比上海便宜，但要说纽约的物价总体比上海低，就不能贸然。其次，居民生活成本是与收入水平相关的相对概念，生活开销大未必说明生活成本高。在某个城市生活，收入是10000，开销是6000，而在另一城市过相近水平的生活，收入是8000，支出是5000，两城市生活成本孰高孰低？还真不能简单认定。第三，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居民的生活要求和生活方式差异多多，这直接影响对生活品质和生活成本的理解，当然也影响消费和生活成本的结构。

　　生活成本，无论中国与美国比较，还是上海与纽约比较，都不能忽视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和生活差异的综合影响。总体而言，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整个国家，还是具体到某些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与美国及其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因为一些海外机构派驻上海、北京的人员或外籍人士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开销较大，就据此声称上海、北京的“居民生活成本”高过纽约，显然是武断乃至荒唐的。

　　纽约市2009-2010年度的户均税前收入是78441美元(人均30170美元)，户均支出58942美元(人均22670美元)，其中消费支出为47452美元(人均18261美元)；在这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中，食品占14.5%，居住占40.4%，交通占16.7%，健康护理占6.6%，教育占3.5%。2010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38元，消费支出23200元，其中食品占33.5%，居住占9.3%，交通占12.5%，医疗保健占4.3%，教育占5.0%。上海和纽约的统计项目、口径和数据虽不完全具备可比性，但从上述数据中还是可以略见一斑——按汇率折算，上海的生活成本显著低于纽约。当然，一定的生活成本所对应的生活质量，那是一个需另外讨论的复杂问题。

　　像美世和《经济学人》，纵然有很大名气和影响，也颇具实力，但要它们担当起科学地调查、统计和比较“全球生活成本”的重任，无疑勉为其难。即使它们公布的派驻海外人员或外籍人士生活成本的调查排名，也不必太当真。

我国大城市生活成本攀升问题值得关注

　　我们不去细究美世“全球生活成本调查”的科学性，但其中显示的中国城市排名前移，却也值得关注。

　　与2011年的排名相比，今年上海和北京分别前移了5位和3位。在美世的调查中，上海在2008年的排名仅列第111位，2009年“迅猛突前”到第28位，2010年为第25位，2011年为第21位。美世分析认为，商品价格上涨加上人民币升值推高了中国内地城市的排名。此外，青岛(66位)、天津(72位)、沈阳(85位)、南京(94位)和成都(94位)在今年的排名均大幅前移——2011年它们都排在100名开外。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生活成本攀升难以避免。对此我们不应简单地采用行政等手段遏制这种上升，而应积极推进城市经济转型，使得居民生活成本的上升能够因收入水平的更快提高而抵消，使得企业商务成本的攀升能够因经营业务的扩大和利润提升而抵消——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转型是保持城市活力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